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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談民主的人很多，也進行各式各樣的民主設計，希冀用民主來解決中國一切問題，但民主的精髓不在說而在做，不在理論而在實踐。

民主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在一個有著13.5億人口的超大國家尤其如此。唐虞時的禪讓民主、雅典的直選民主、涼山彝族的直接民主，[1][2]甚或歐美式的議會民主，也是一些聰明人依照某個理念事先設計出來然后按圖實施的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這些民主樣式都是問題倒逼出來的。甚至δεμοκρατ?α——亦即“民主”一詞——也是經歷了漫長的氏族民主實踐后，從氏族民主向激進直接民主過渡時發明出來的，[3]其確切含義是“民眾當家作主”，不同于先前主要由精英們集體決策的傳統民主。

同樣，近年來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新政，如領導干部財產登記和申報及公開、對領導干部進行公開考評、公共信息透明、政務信息公開、黨內問責、行政問責、群眾測評等意義上的“基層民主”并非見于通行的教科書，與熱熱鬧鬧的多黨競爭和全民大選不大相同，但確然是一個規模超大、國情極復雜的國家為了解決急劇發展中出現的治理問題而不得不采用的權力制衡方式。

可能有人認為，這并不是民主，至少不是西方式民主。但只要不為成見所障、偏見所蔽，承認民主的要義在于對人民負責，在于良好的治理，便不難發現，所謂“基層民主”實際上是一種兼具形式和實質意義的民主，一種非普選的民主操作方式。今天，是否應推進民主已不是問題，十八屆三中會提出“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4]便是明證，但何謂民主以及如何推進民主仍有待回答。書齋里的民主論證——一篇文章或一本小書——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難題，論者所能做的，只是對已然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情形作一些描述、分析和總結，提出一些謙卑的建議，以期對一個已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偉大進程有所推動。而實踐正在給出答案。

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全民大選，就是直接選舉行政長官和議員，就是政黨輪替、三權分立、彈劾總統，甚至就是罷工罷課、抗議示威嗎？當然不是。西方式普選民主是唯一的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嗎？當然不是。只有普選民主才是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治理難題的唯一途徑嗎？當然不是。有一個事實，很多人不樂意承認，但它依然是事實，即，西方式普選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態，很可能還存在其他形態的民主，非普選民主即是。

中國式非普選民主亦即以善治為根本目的、小范圍競爭性公選的民主樣式

民主的要義是對人民負責

有沒有一種中國樣式的民主？當然有。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這個超大國家地區間、城鄉間、民族間發展極不平衡之復雜國情的民主；一種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考慮到行業間、階層間的結構性矛盾之極難解決，既得利益尤其是國企改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極難撼動的民主。在既有國情下，這種民主必然是一種基于小范圍競爭性公選而非全民大選的民主，一種既實行賢能政治，又能保障普通黨員和公民的政治權利，從而可望避免西方民主無謂黨爭、討好選民、拉票買票和黑金政治等缺陷的民主，一種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敞開胸懷向其他民主樣式學習，充分吸納其經驗教訓的一黨執政下的人民民主。

這種民主不僅要推行一黨執政下的競爭性公推公選，言論開放下的輿論制衡同樣是題中應有之義，領導干部財產登記和申報、政務信息公開、黨內行政問責等“基層民主”操作方式，以及諸多其他旨在加強對公權力監督制約的制度革新都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只要堅守民主理念本身，而非拘泥于民主可能具有的種種具體形式，便不難發現，以上勾勒出來的手段或者方法本質上仍是民主，如果操作得當，很可能成為一種比既有民主樣式更為有效的民主樣式。世界銀行前駐華代表皮特•鮑泰利教授就認為，“多黨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義是能夠對人民負責”；在中國式一黨執政的條件下，執政黨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而在西方式的多黨制下，政黨的目的只是擊敗競爭對手，或如何贏得下一屆選舉的勝利，而不是真正領導國家，真正服務于社會。基于這種認識，鮑泰利認為，中國有可能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一黨制來實現民主的國家”。[5]

作為一種政治理念（而非議會制下政黨競爭這樣的政治操作）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啟蒙運動和理念的產物，更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而是從古到今一直存在的普遍的人類現象，而現代民主與現代法治和自由理念一樣，都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如果民主本身不對，中國共產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為之奮斗了一百多年的事業，還有什么意義？因此，發展一種中國樣式的民主不僅是可能的，更是當今中國人的責任。西方式一人一票、普選直選民主固然不適合中國國情，但任免官員的關鍵權力局限在一個太小的范圍已極不合時宜。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權力尋租、吏治腐敗即源于斯。為什么不能嘗試一下由一定數量的黨代表、人大代表、在職干部、退休干部、普通黨員、普通公民充當“選舉人”，由他們公正、透明、公開地選舉官員呢？非普選民主的本質訴求在于：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進行小范圍的競爭性公選而非全民大選，公開透明、公正公平地推選黨政領導人，在此過程中穩步而有序地擴大政治參與，不斷創新、完善監督制約公權力的機制，從而邁向更高水平的公平正義，實現更為有效的國家治理。

在執政黨領導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國民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進。盡管如此，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向往、所憧憬、所為之奮斗的，卻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而這種更高意義上的民主目前仍然只是一個愿景，否則執政黨就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了。[6]具體說來，所謂更高意義上的民主應該是一種既有普通黨員和公民相當程度的政治參與，又能取得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平衡，政府各權力部門之間充分協作、唯效率是求的善治[7]民主；一種既能合理集中權力，合理分配和使用權力以大大提升國家能力，又能有效制衡權力，抑制貪腐，縮小財富差距，維護人民利益尤其是其長遠利益的高效、正義的民主。它也應是一種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持續不斷發展經濟，提高國力，贏得國際尊重的大國民主。非普選民主就應該是這樣的民主。

為何要推行非普選民主？

以上論述的只是關于非普選民主的宏觀描述，而非為何要搞非普選民主的理由。換句話說，為什么當今中國應實行非普選民主，并非不言自明。

為什么在當前國情下應該推進民主？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反抗侵略和實現現代化的巨大壓力下，在西方民主話語的強烈影響下，清末以來我國歷史進程一直處在集中政治權力以提升國家能力與對民眾政治賦權以實現民主的二重變奏中。這一進程至今也遠未結束。可以說，1911年至1949年間的群雄逐鹿中，為了在一個超大國家重建政治權威，實現統一，時代的主旋律是集中政治權力。這不僅對共產黨來說如此，對袁世凱政府和國民黨來說同樣如此，而對民眾的政治賦權雖也提上了議程，卻處于次要地位；1949年至1979年，國家統一雖已實現，但因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也出于在極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之緊迫需要，時代的主旋律仍是集中政治權力，政治賦權仍處于次要地位，期間甚至發生了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政治賦權進程明顯倒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一個政治寬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這里所謂“廣義民主”與普選民主、非普選民主等狹義的或嚴格形式意義上的民主相對）的進程啟動了，時代的主旋律開始從政治權力集中向政治賦權傾斜。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民開始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利和自由，出現了長達三十幾年的政治穩定、社會基本安定的局面。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我國經濟騰飛，綜合國力急劇提升。

事實上，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運動，我國目前已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教育普及，在此情勢下普通黨員和公民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訴求大為高漲，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從形式上擴大政治參與（而非僅僅滿足于政治寬松化和廣義民主化）被提上議事日程。為什么應擴大政治參與？中國的巨大經濟成就不是在政治參與明顯不如西方國家，甚至不如大多數新興國家的情況下取得的嗎？對這個看法的回答是，當代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雖離不開“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卻主要是在“后三十年”取得的，而“后三十年”恰恰是一個政治寬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的時代。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一個政治寬松化、初步法治化和廣義民主化的時代，人民開始前所未有地享有種種重要權利和自由，也前所未有地表達著自己的意志。十八大召開以后，這一進程必將進一步得到穩步推進，民眾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被動沉默，其利益訴求需要得到比先前有效得多、即時得多的表達；民眾不僅已具有表達其意愿的意志和能力，更已在很大程度上擁有表達的渠道和表達的資源。有學者指出：“今天的民眾不再以克里斯瑪型權威的追隨者角色出現，而是在執政黨認可的公民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權威基礎上發聲，挑戰著克里斯瑪權威及其官僚體制的合法性基礎，推動著執政黨由表及實地走向法理權威……各種社會矛盾如社會不平等、維穩中民眾與官僚體制的沖突隨著經濟發展而凸顯出來，以國家政策和官僚體制為主體的資源分配機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引發了對國家支配方式和官僚體制權力的種種質疑和抗爭。”[8]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終于認識到：民主可能不是人類文明的終極目標，卻定然是適合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全球化和信息化故而民眾權利意識高漲狀況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社會達成了推進民主的共識，“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甚至被寫進了十八大報告。

回答了為什么必須繼續推進廣義上的民主，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應該推行一種非普選的民主而非西方樣式的普選民主？

作為一個有著超大規模的國家，我國有著無與倫比的大一統格局，政治統一已然是刻寫在民族基因里的全民共識，更有已運行了大半個世紀的黨政一體體制，而推行多黨競爭、全民大選式的民主，同時又得兼顧政治社會安定、國家統一，操作難度之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比，也沒有任何先例可循。[9]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有著歷史所賦予的執政合法性和權威，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在半個世紀里從貧窮落后、備受欺凌的弱國走向文明復興，一躍再次成為世界強國，而在極復雜的國情下進行政治改革，如果搞多黨競爭、全民大選式的民主，顯然很難有效維護中共的執政權威，顯然很難有效保證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繁榮。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執政黨領導下的小范圍競爭性公選、言論開放下的輿論制衡，以及領導干部財產登記并公開、政務信息公開、行政問責、群眾測評等所謂“基層民主”，即，實行一種半威權主義的非普選民主。

除了超大國家規模、歷史沿革和維護中共執政地位等顯而易見的考慮以外，幾十年來非洲、南亞諸多國家以及2011年春以來阿拉伯諸國亂局也表明，在經濟發展尚欠火候，國家建設尚未完成，社會共識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匆匆實行西方式的一人一票、全民大選、政黨競爭的民主，極可能使國家得不到穩定、經濟得不到發展、社會得不到安定，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從而造成嚴重的治理問題，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動亂。事實上，在許多實行西方式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選舉作弊、官員腐敗、族群分裂、經濟停滯、政變不斷、軍事干政已是見怪不怪，國際媒體也早已對此產生審美疲勞，不多作報導了。不僅移植到非洲、南亞、西亞的西方式民主出現了嚴重弊端，一人一票、政黨競爭式的民主就其本身而言也有政黨惡斗、討好選民、拉票買票、金錢操控等殊難克服的弊端。

推行非普選民主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1978年以前我國取得初步的工業化成就，1978年以后我國的經濟騰飛、社會進步和政治環境之寬松化和廣義民主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大、政協和黨代表大會等民主性組織形式之初具規模，各級權位終身制之根本廢除，各級領導職位之實現和平更替，各級領導職位的年限之得到制度性限定……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一直處在民主化進程中，中國民主一直在向前推進。非常清楚的是，當今中國已為一種更高層次的民主打下了一個堅實基礎，這就使程序和制度意義上的非普選民主成為可能。

不斷推進的民主觀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在推進對于民主的認識，近年來甚至已開始形成大體上獨立于西方的民主話語。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改革開放帶來的寬松氛圍和認識進步，一度被意識形態化的民主話語近年來在知識界已一定程度去意識形態化，相異甚至相反的觀點不再像從前那樣彼此之間形同水火、絕對排斥，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相互包容，此即所謂“我活你也活”。無論持什么樣的民主觀，我們已大體形成這種共識：一切手握權力者都容易濫用權力。[10]很多中國人甚至已認識到，民主雖能對治濫用權力之頑疾，卻并非必然是西方式的三權分立、議會混戰、政黨惡斗、拉票買票，并非必然是熱熱鬧鬧、轟轟烈烈的全民大選，或各級議會選舉和行政首腦直選。民主的本質在于對人民負責，在于發展出一套符合國情的約束公權力的有效機制。其最終目的在于善治，而非把既有民主的外在形貌依樣畫葫蘆地照搬過來。這就是推行中國式非普選民主的根本理由。

曾幾何時，我們還對民主和自由不加區分，總是把民主自由相提并論，以為民主與自由總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現在我們認識到，事實并非如此。[11]實踐也表明，民主有一個適用范圍，應當限制在民眾利益的表達以及人民代表、行政領導人的產生機制方面。民主雖可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某些層面，但不應無限制地擴大到經濟生活、行政管理，以及軍事、外交等方方面面。

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不等于分散削弱國家權力，而恰恰相反，應起到強化國家權威，提高國家能力的作用。我們也看到，健康、良性的民主無不依賴強大的國家。中國固然不可能也不應該照搬歐美樣式的民主，但即便這種有缺陷的民主也建基在高效能的國家之上。進入高福利社會以后，歐美各國民主制的深層次問題雖浮出水面，但至少在此前一百來年里，它們正因為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同時又開出種種約束公權力的機制而明顯提高了國家效能。事實上，建基于法律、法規和法則的國家權力對于任何時代、任何政體來說都是必要的。沒有起碼的國家權力，不僅沒有決策效率可言，甚至無法有效地提供國家安全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等基本公共必需品，在實施趕超戰略的工業化時代尤其如此。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19世紀的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都在推進民主的同時大大加強了國家能力，甚至撒切爾時代的英國也是政府集中權力進行有效治理的最新事例。總之，既有民主樣式即便有嚴重缺陷，在一定條件下也確然能使國家權威受到應有的尊重，從而能更有效地集中權力，提升國家能力。

但同樣清楚的是，過度的權力集中，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經濟快速發展、貧富急劇分化之轉型時代的過度權力集中，必然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繼續用權力尋租，以特權致富，而不愿甚至阻擾政治改革。這勢必給民眾本已高漲的不滿情緒火上澆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民的平等訴求、自由訴求和公正訴求日益強烈的情形下，甚至可能使社會和國家陷入動蕩和動亂的境地。換言之，如果經濟改革已使我國國力大增，民眾權利意識高漲，政治改革卻依然停滯不前，公民參政依然停留在低水平，過于強勢的公權力受不到應有的制衡，行政審批依然過多，行政管制依然過于嚴苛，對經濟、教育和文化的行政干預依然過多，對社會事務依然大包大攬，官員手中依然握有不受節制的自由裁量權，國家就勢必成為“利維坦”怪獸，這必將對國家民族造成巨大危害，不僅將保不住幾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甚至可能出現政治和社會危機，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將受到嚴重威脅。這就是執政黨和政府當前正積極推行“簡政放權”、號召曬“權力清單”的根本原因。

應當強調的是，中共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賦予的。近百年來中國之所以能夠推翻“三座大山”，不斷發展，實現文明復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為關鍵；晚清以來倍受屈辱的貧弱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自立于民族之林，崛起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共產黨的領導至為關鍵。盡管如此，在權利意識高漲，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國際化、信息化的當今時代，中共也必須與時俱進，積極推進民主，使更多黨員和公民深入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使公權力得到更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惟其如此，尖銳的社會矛盾才能得到緩和。惟其如此，社會公正才能得到有效保證，真正的善治才可望實現。惟其如此，中共才能長久保持執政地位。然而當前的實際情況是，我國公權力尚未得到有效制約，以至貪腐猖獗，幾成頑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選拔、任免各級黨政領導人的關鍵權力仍局限在一個太小范圍，許多掌握關鍵權力的官員很難說是向廣大黨員和公民負責，所任用官員也很難說全一心為黨，廉潔奉公。正因此故，推進民主成為當務之急，推行非普選民主應提上議事日程。

也應看到，三十幾年來年均9.5%的經濟增長雖已使中國變成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持續多年的快速增長所產生的制度漏洞不僅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更養成了一種擁抱資本、疏遠勞動的社會風氣。在這種形勢下，若繼續只提當年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不顧其“共同富裕”的呼吁，將有百害而無一益。事實上，今日中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已不是效率與公平的矛盾，而是效率與不公的矛盾，產業轉型升級、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所亟需的提升消費、擴大市場與分配不公所導致的內需不振、消費市場難以擴大之間的矛盾。在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間，推進民主很大程度就是縮小財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近年來中國已經開始形成大體上獨立于西方的民主話語

非普選民主、普選民主都是可能的民主樣式

十分清楚的是，非普選民主并不是從書生頭腦里產生的一個偉大發明，而是基于對現實的觀察、分析和總結而得出的一種看法或觀點。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民主雖不認同西方的民主樣式，卻并不是對民主理念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非普選民主深深植根于已有的民主理念，是民主本身在特殊歷史時期和特殊國情下的呈現或者表達。事實上，普選作為諸多可能的民主樣式之一，既不是民主的終極目的和尺度，也不是民主的唯一操作方式，更不是實現富強的唯一途徑，而是一種有較多政治參與、對公權力制約較為有效的治理樣式。歷史告訴我們，歐美各國和日韓無不在普選之前便已富強，新加坡和香港同樣未搞普選便已高度繁榮，甚至可以說已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善治。暫不論普選民主的缺陷，其與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強并沒有什么內在關聯。但正如普選民主是一種可能的民主樣式那樣，非普選民主也是一種有較大程度政治參與、對公權力制約較有效的民主樣式。

從古到今，人類經歷了不知多少樣式的民主，從氏族議事會式的集體治理、雅典全民公投式的直接民主到近代以來的議會式間接民主，從國家層面的首腦大選、公投民主到社區或鄉鎮層面的直接民主，從英美式的兩黨制民主、法德意式的多黨制民主、瑞典和日本式的一黨制民主（從理論上講這兩國雖實行多黨制，但幾十年來大體上是一黨執政，即事實上的一黨制），再到中國式的“基層民主”，不一而足，但大體上講，人們不會否認這些治理形式都是民主。換句話說，不能因為此民主樣式不同于彼民主樣式，便否認它是民主。

不僅不同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即便同一個民族也會因不同需要而發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例如美國和瑞士不僅在國家層面實行議會式間接民主，而且在社區或鄉鎮層面也在重大事務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來做出決定。國內外經驗告訴我們，在現代條件下，通過政治參與來節制公權力意義上的民主固已成為一種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價值觀，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但具體操作方式卻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各國應根據其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摸索出適合自己具體國情的道路來。事實上，不僅西方民主與非西方國家民主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而且各西方國家之間以及各新興國家的民主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

正因為如此，各國才發展了適合具體國情的民主樣式和相應制度安排，想照搬也做不到；即使照搬過來了，也難免橘生淮北。某個鄰國幾乎一字不差拷貝了美國憲法，實行看上去幾與美國一模一樣的民主，但幾十年下來這種民主已淪為一種一大選便大開殺戒的殺人民主，一種從一般官員到總統幾乎無人不貪的貪腐民主，難免不成為世界的笑柄。

推進民主固然應考慮國情，在當前情勢下更應考慮基于國情的非普選民主，但正如仁義禮智信、自由、法治具有普遍意義而非中國或西方所獨有的那樣，民主也是人類的普遍價值，決非西方所獨有。事實上，與仁義禮智信一樣，科學、民主、自由、法治是人類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所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12]這就是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對此，執政黨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執政黨同樣清楚地意識到，我國在保障憲法賦予人民基本權利方面做得還很不夠，所以執政黨中央一再敦促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13]民主固然應保證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應保證決策和執政的效率和質量，但公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好在中國社會大體上已經有了一種共識，即在工業化、城市化、富裕化、信息化條件下，民眾不可能仍像從前那樣沉默被動，其利益訴求應得到比從前有效得多、及時得多的表達；民眾不僅已具有表達其利益的意志和能力，也擁有表達的渠道和資源。民主或許不是人類的終極目的，卻定然是適合工業化、城市化、富裕化、交通便捷、信息通暢、權利意識高漲條件下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樣式。所以對當今中國來說，問題已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樣的民主，或者說以何種速度、何種方式推進中國樣式的民主。

推進中國樣式的民主，就要擴大選官隊伍，切切實實讓更多普通黨員、公民和干部參與到選拔黨政領導人以及黨代表、人民代表的活動中來，參與到更廣泛的政治生活中來，在現有國情下這意味著應以推行小范圍競爭性公選的方式來提高參政水平，來制約公權力。但這并不是推進民主的唯一途徑。也應利用既有的制度平臺，如各級人大、政協和黨代表大會等等，無論此類機制目前還多么不完善。除公選以外，還應有其他監督和制約措施，如各種形式的社會輿論、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及公開、對領導干部進行公開考評、政務信息公開、公共信息透明、人民代表質詢、紀檢信息公開、黨內問責、行政問責、群眾測評、干部情況公示等，即所謂“基層民主”的種種操作方式。

2012年5月24日，烏克蘭基輔，執政黨和反對派議會上發生激烈的肢體沖突

最終說來，競爭性公選只有同其他民主制衡措施緊密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才能獲得實質意義。也只有在摸索出一套切實可行即能夠有效制約公權力的方法并將之制度化以后，才談得上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和民主話語。若以是否實行普選為尺度，以上政治樣式很可能并不被視為民主，至少不被視為嚴格形式意義上的民主，但它們屬于實質意義上的民主無疑，屬于民主本身無疑。

中國式非普選民主亦即以善治為根本目的、小范圍競爭性公選的民主樣式，并非要全盤否定已有的民主實踐，更非要否定民主理念本身，而是要充分汲取已有民主實踐的經驗教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以是對既有民主樣式的揚棄和超越，對民主本身的深化和發展，是民主理念在中國國情下的具體呈現和發揚光大。若操作得當，我們不僅可望走出一條新的民主道路來，更可能對民主理念本身產生沖擊，從而改變人類的民主觀。

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中國人便欣然接受了現代民主理念。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加速了思想轉變：源自西方的新理念既然是“進化”的產物、優勝劣汰的結果，不采納這些理念，不就只有開除“球籍”的份兒？于是，不僅民主共和以眼花瞭亂的速度一躍而成為主流思維，我們甚至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就連袁世凱以國情特殊、民智未開為由企圖恢復帝制，也擬定了君主立憲性的《新皇室規范》，以法令的形式規定“親王、郡王……不得組織政黨，并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制度；永廢宮女采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14]這也是為何在“洪憲復辟”失敗以后一百年多的歷史上，國共兩黨都不斷推動各自的民主制度建設，都各自取得了不菲的成績，而其中意義最深遠者，莫過于兩岸都實現了最高權力的和平更替，都杜絕了各級權位的終身制。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君主制下最高權力世代相襲的觀念已被徹底摧毀，君主制一去不復返了。若采用普選之標桿，這可能不被視為形式意義上的民主，卻定然是實質民主，是民主本身。

在過去一百年里，無數中國人為民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感到困惑、沮喪。但只要承認，現代條件下的可持續民主必須以穩定的社會、強大的國家和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前提，只要承認民主的根本目的不在實現某種政治樣式而在善治，即基于尊重公意、約束公權力、政治參與、高質高效決策的國家治理，只要不拘泥于西方樣式的多黨競爭、三權分立、全民大選等外在形式，便不難發現，那種認為民主跟中國人無緣，專制集權才是中國人宿命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民主追求決非徒勞無功，期間雖經歷過諸多挫折，走了不少彎路，中國樣式的民主卻一直在或快或慢地向前推進，十八大三中會以后必將更加快步伐。前路漫漫，好事多磨，事實將證明中國式民主的前景是光明的，而在特殊國情下要實現我們的民主愿景，只能推行非普選民主，舍此別無他法。

注：

[1]在人類早期歷史上，氏族式民主普遍存在。除古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民主以外，諸多其他民族同樣實行這種民主。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一書表明，迦太基雖是混和政制，但民主成份相當多，與希臘民主政制大同小異，混合了貴族寡頭政體成分的迦太基民主甚至比雅典民主更為優越。人類學家摩爾根同樣把雅典民主與易洛魁人和阿茲臺克人等的民主放在一起考察，把它們一并歸入氏族民主的范疇。唐虞時期以至春秋時代，華夏民族也實行過與雅典民主相似或至少可比的制度，即“禪讓”。1960年代以前涼山彝族的民主更與雅典民主幾乎一模一樣。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就連在通常認為高度專制的古代兩河流域，早在古希臘之前上千年便實行了集體治理意義上的氏族民主。參Daniel E.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全書。也參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上海三聯書店2009，第4章。

[2]參李紹明，《涼山彝族奴隸制》，《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頁；吳恒，《涼山彝族家支制度》，《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第246頁；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110-112頁。

[3]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70-120頁。

[4]《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5]“《21世紀》記者對皮特•鮑泰利的采訪：中國將證明一黨制與民主并不沖突”（采訪時間為2013年6月25日》，載《觀察者網》2013年12月12日頭條。

[6]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的講話。

[7]無論是古往今來何種民主，也無論我國當前乃至未來將推行何種樣式的民主，都不應把民主絕對化、神圣化，而應以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為根本追求目標。這就是為什么托克維爾在盛贊19世紀英美民主實踐的同時，也贊嘆兩國政府權力集中的程度大大超過先前時代。如果政府不能適當集中權力和行使權力，連起碼的公共秩序都不能保證，民主了又如何？在托克維爾看來，良好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有效表達，是善治；不良政府不僅不表達公共利益，反而危害公共利益。

[8]周雪光，《國家治理邏輯與中國官僚體制：一個韋伯理論視角》，載《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頁23。

[9]此處參閱了鄭酋午，《歐美和中國分別需要什么樣的改革》，載《改革內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2011年第43期，頁45。

[10]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參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上冊，頁154。

[11]阮煒，《不自由的希臘民主》，全書。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古雅典至今的憲政史》（應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94。

[12]溫家寶，《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年7月19日。

[13]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4]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薄注》，載《袁世凱》，《維基百科》201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