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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阮煒】

過去五十年，中印兩個原本旗鼓相當的發展中大國逐漸拉開差距。

如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明顯高過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已是印度的五倍，甚至已成為一個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面角力的全球強國。印度當然也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不論是總的量體還是具體指標，均難以與中國相提并論。

究其原因不難發現，印度所面臨的問題遠勝中國，而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印度發展的主要障礙。

對于印度，除了眾所周知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制造業發展遠遠后于東亞各國、甚至明顯落后于某些東南亞國家等，宗教、民族、語言分裂狀況顯然也是嚴重的掣肘因素，并且完全可以視為基礎設施建設和制造業發展滯后問題的深層次原因。

種姓制度頑疾

印度較為獨特的地方在于，擁有很多其他文明中所不具備的不利因素：寡婦殉葬制（薩蒂）雖已廢除，童婚制和嫁妝制在農村甚至城市人口中卻依然盛行，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種姓歧視（雖比從前表現得更為隱性）就更是嚴重問題了。

要求寡婦跳火堆殉夫的印度薩蒂（Sati）制度  視頻截圖

種姓制是一種基于血統主義的結構復雜、精細入微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以嚴格的社會隔離、森嚴的社會等級、飲食與社交、擇業和婚姻上的諸多限制為特點，明顯增加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具有非常強的壓迫性，且歷史淵源深刻，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1】。

英國殖民者自視高印度人一等，不跟他們講平等；他們利用現代平等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種姓制，可以說非常堅決，但是他們也未能根本改變這種制度。圣雄甘地似乎也拿不出什么靈驗的方法，只能藉著剛剛發生的地震來抨擊印度社會對不可接觸者實行的隔離制度，宣稱這是上帝對印度人的嚴懲。

獨立以后，以尼赫魯為首的國大黨致力于削弱種姓制，減輕其對國家發展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但收效甚微。尤其可怪的是，某些出身婆羅門的印度共產黨領導人搞起種姓歧視毫不內疚，而共產黨本應旗幟鮮明地反對種姓制度。1980年代以來，世界性保守主義思潮和傳統宗教復興運動的興起，則使尼赫魯上臺以來在改革種姓制方面取得的成就面臨付諸東流的危險。

應當看到，19世紀以來隨著時代進步，印度種姓制度已有很大程度的松動。早在一百多年前，火車上的種姓包廂制（類似于當時美國南部各州把黑人與白人隔離開的不同列車和候車室制度）就已行不通了【2】。迄于今日，種姓制問題雖仍然嚴重，卻并未嚴重到使印度社會陷于分裂的地步；低種姓的莫迪甚至能當選為總理。這些都說明在應對種姓制度的負面影響方面，印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在此之前，印度的種姓制度發展也并非“順風順水”。在源于吠陀宗教的印度文明中，早早在西元6世紀，就出現了對種姓制不合理性的抵制。主流宗教婆羅門教雖堅持種姓制度，但在它進入鼎盛期一百來年，就出現了佛教和耆那教等的反彈。這些新興宗教主張平等，藉此從婆羅門教的低等種姓階層爭取到了大量信徒（這當然不等于新興宗教徹底解決了種姓制問題）。這完全可以視為對種姓制度的一種糾正。

此外，伊斯蘭教傳入印度后，印度教低等種姓的民眾要么大規模皈依伊斯蘭教，要么創立結合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教義的錫克教；至近現代，更是出現了結合基督教和印度教教義的梵社。這兩種敘利亞宗教對種姓制都進行了種種形式的抵制，這些都可視為外來因素所激發出來的對種姓制度的矯正運動【3】。

1月26日印度共和國日，印度旁遮普邦的農民抗議者沖進德里、占領紅堡，在紅包上豎起錫克教旗幟  圖自印度報業托拉斯（PTI）

不過，主張社會平等的伊斯蘭教雖深深扎根印度社會，并從各種姓中爭取了大量皈依者（低級種姓居多），卻非但未能摧毀種姓制，反而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4】；基督教同樣主張社會平等，但是在印度文化-宗教環境中也不得不向種姓制低頭；佛教同樣如此【5】。

而印度在種族和社會平等方面跟其他文明仍存在較大差距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為種姓制。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雖有上述內源性或外源性的糾正運動，但種姓制畢竟遠未消滅，而仍然是影響印度社會整合、政治穩定的關鍵因素。

有西方學者研究認為，多年來印度政府的積極措施已對種姓制產生了強烈沖擊，在有些情況甚至幾已令種姓制度發生了顛倒：某些上層種姓的婆羅門成員已淪為搬運工和黃包車夫，而大學中幾乎一半的學生名額被較下層的種姓和部落成員所據有。

但，該研究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大約有1300萬個公共衛生間是由低層種姓者打掃的；貧民區中的賤民幾乎沒有人從政府保留的職位中獲得多少好處，而只能獲得清潔員之類的工作；即便大學增加保留給他們的位置，目前這一代賤民由于受教育權利上的不平等，很少有人能夠被大學錄取，盡管地位稍稍高于賤民的次種姓成員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好處【6】。

事實上，從印度獨立一直到21世紀初，75%的印度人仍生活在種姓制度尚被觸動的農村，種姓制度的陰暗只是在城市才得到曝光【7】。由于低種姓人口在眾多種姓中占大多數，也因其備受社會歧視，遭受殘酷的經濟壓迫，更因種姓間的對立由來已久，根深蒂固，高低種姓間的矛盾越來越多地以暴力沖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種暴力活動大多發生在農村。1971年至1999年，比哈爾邦因種姓沖突發生了59起集體屠殺事件，600人被殺，其中1990年至1999年便有35起，被殺人數為400人左右。這表明，種姓沖突有加劇的趨勢。

隨著印度人口進一步增長，人口-資源比例將進一步失調，土地問題將變得更為嚴重，而以土地關系為核心的種姓間暴力沖突很可能會變得更頻繁、更激烈【8】。因此在可見的將來，與種姓制作斗爭仍將是印度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