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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歐洲很多國家的退休制度改革都成功了，但法國卻未必。其中，制度和國民性的缺點疊加形成的放大效果，是法國改革很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

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得政治權力不得不受大眾的影響，這也是為什么民粹主義能夠席卷歐美的原因。但在有的國家，其國民崇尚勞動和節儉，理性務實，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這一不足，比如德國、北歐、瑞士就是如此。2012年瑞士就公投否決了工會提出的將帶薪假期從四周延長至六周的提議，這在法國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法國作為拉丁民族的代表，民眾崇尚享樂，同時又通過西方這種民主制度獲得了影響甚至決定政策和領導人的權力。于是兩者完美的結合就導致了法國人可以共富貴，但不能共患難。

曾多次拯救法國的戴高樂將軍說過一個名言：“我是一個君主主義者，共和并不適合法國”。其含義就在這里。這也是為什么他復出后制訂的第五共和憲法，總統擁有極其巨大的權力，包括可以解散國會。

此外法國的國民性還有一個特點，非常缺乏耐心，沒有忍耐力。這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痛恨緩慢的改革，喜歡立竿見影的革命。法國自1789年至今，經歷了五個共和，一個君主立憲，兩個復辟、兩個帝制、還有一個維希政權、一個臨時政府以及一個巴黎公社。用戴高樂的話講，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法國遭到了7次侵略，政體改變了13次，平均十幾年就一次。《舊制度與大革命》說一個制度在退讓改革時最為脆弱，這其實不是一個普遍規律，而只是針對有這種國民性的法國。

當然革命風暴之后，卻往往發現國家并沒有多少改變，也沒有前進多少。比如法國大革命很徹底，但對法國精英、大眾的思想卻沒有什么觸動和改變。幾年之后就擁戴拿破侖稱帝，大革命六十三年后還擁戴另一個拿破侖稱帝。

所以法國社會反對改革，不僅僅是改革的內容他們不接受，就是這種治理國家的形式也不符合他們的脾性。所以在法國《世界報》2月2日刊出這樣的漫畫很正常：一位登記失業的官員問法蘭西共和國的國家象征瑪麗安娜：你什么時候開始工作的？回答：1789年。再問：你什么時候退休？回答：一場新革命之后。

有一個對法國的評論還是相當傳神準確的：法國政府兼具共和的形式、王國的制度、帝國的精神。這雖然是一百年前的一個評論，但放到今天仍然精準。這也是為什么直到今天，法國人仍然懷念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時代。

最后一個值得一說的國民性特點就是逆反心理強。我們注意到法國雖然是中等國家，但經常在世界上挑戰最強大的國家。比如2003年法國在聯合國獨自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迫使美國放棄在聯合國的投票程序，付出了巨大的道義代價。

法國民眾可謂天生反骨，經常不問對錯，先問是誰。疫情爆發時網上流行的段子就很典型的體現了這種國民性：全球打疫苗，英國人不愿意打，護士說你是紳士，怎么能不打呢？于是就乖乖的接種了。德國人也不愿意打，護士說這是命令，德國人只好就范。美國人也不愿意打，護士說你的鄰居都打了，你還不打了，美國人于是立即同意。法國人也不愿意打，護士說，你是紳士。回答說哪又怎樣？護士又說，這是命令。法國人說我不接受。護士再說，你的鄰居都打了，法國人說我不在乎。最后護士說，你是法國人吧。你沒有資格打。結果法國人大怒，立即接種。

圖源：法國退休指導委員會

這個國民性特點，對于同樣影響改革結果的社會和政治因素也發揮了作用。

一是民眾歷經經濟危機、疫情和俄烏沖突，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戾氣高的出奇。因此本輪改革引發的抗議行為，有很大可能性會走向暴力化。

二是馬克龍本身合法性和支持度不足。他能連任不是因為有多少支持者、認同者，而是他的對手是極右的勒龐女士。民眾顯然還不能接受極右執政——盡管這在歐（拉）美等已是普遍現象，很多選民只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而轉向支持馬克龍。所以這次退休制度改革，那些明明反對馬克龍而又不得不投票支持他的人，會加倍發泄出來。

這時候，法國天生反骨的國民性就起了作用：因為是馬克龍提出的，我就是要反對。

當然，最后馬克龍可能會做出讓步，改革幅度大大減小。其實目前的法案已經是做了妥協的結果。馬克龍的競選主張就是65歲退休，為了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這次改成了64歲。如果為了避免一無所獲，他也是有可能再妥協的。

然而，即使法國包括西方其他國家的退休制度改革都能實現，也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像意大利和希臘都已經67歲退休了，但養老金負擔歐洲最為沉重。因為本質上講，退休金制度無法持續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因為人口結構、預期壽命的變化導致的，即出生率越來越低，預期壽命越來越長，導致貢獻的越來越少，領取的人越來越多。

只是歐洲刺激生育的辦法已經用到極限：無論是引進移民還是生育補貼，都不能阻止出生率的持續下降——需要說一句的是，法國在歐洲還算是出生率最高的國家。2013年法國的結婚率突然上升，調研才發現，是因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導致的，這對生育根本沒有任何貢獻。

1950-2022年歐洲生育率（圖源：Statista）

另外一個影響退休金制度的重要因素是法國的去工業化，導致法國經濟缺乏活力和競爭力，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日益擴大，降低了就業率，產生的政治后果就是中產階級萎縮。

現在法國負債累累，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早就超過歐盟60%的標準，突破了110%。國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歐盟3%的標準達到了5%，為此歐盟已經給法國提出警告，并要求盡快達到歐盟標準。

今天的法國不僅養老金入不敷出，其他行業也一樣。2017年，1000家公立醫院的債務超過300億歐元，占其營業額的42.8%。疫情爆發前，當時法國為了節省資金，減少了口罩的儲備。結果2020年發生疫情，國家連應急的口罩都沒有。

我們可以看幾個數字。退休制度改革如果成功，一年將節約177億歐元。法國現在的公共債務2.96萬億歐元（2022），財政赤字2000億歐元（2021），貿易赤字1600億歐元（2022）。從整個國家來講，節省的這點錢只能算是杯水車薪。

總之，無論是國民性還是制度，無論是人口增長還是經濟發展，多種問題在法國交織在一起，并不是改革某一個方面就能解決的。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改革所能解決的了，法國人民正好又痛恨改革喜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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