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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烏克蘭糧食貿易商聯盟UGA將其對烏克蘭2024年糧食和油籽總產量的預測，從之前的7610萬噸下調至7460萬噸。作為全球主要的糧食和油籽種植國和出口國，自俄烏沖突以來以來，烏克蘭收成有所下降，失去了該國農業部門總潛力的約30%，近20%的農業用地被占用。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023年年底發布報告稱，2019年以來，受疫情、氣候沖擊與戰爭影響，全球新增饑餓人口超過1.22億。俄烏沖突雙方圍繞事關烏克蘭小麥出口安排的《黑海谷物倡議》持續博弈，再度驗證了那句經典的判斷：糧食即權力。戰爭從來與糧食息息相關。

在中譯出版社的新書《小麥戰爭：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權》中，美國歷史學家、作者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以歐洲的小麥貿易興衰為線索，探索了谷物重塑世界霸權的歷程，并揭示了：通過努力控制這些貿易路線，可改變世界強國之間的力量均勢。

觀察者網就《小麥戰爭》一書及相關話題與尼爾森教授對話，以下為對話內容整理。

【文/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首先，能否同我們的讀者簡單分享一下，為什么選擇小麥作為本書的研究主題？是什么讓您決定從敖德薩這座城市開啟研究之旅？

尼爾森：這說來話長，大約是在1986年吧，當時我在寫一篇榮譽論文，主題是1873年的金融危機。那場危機波及全球，美國歷史學家從鐵路大亨的興衰來解讀，德國歷史學家從房地產泡沫的角度進行解讀，奧地利歷史學家則從銀行倒閉潮的角度解讀，而俄羅斯歷史學家也有不同的角度。當我閱讀第一手信源資料，也就是那些鐵路大亨的信件往來時，我發現這場危機與小麥有很大的關系。來自美國的廉價小麥擾亂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引發許多金融問題，比如匯票無法兌現，人們無法完成交易等等。

于是我對小麥的話題產生了興趣。許多年以后，當我已經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后，我突然發現自己無意中“剽竊”了一位1880年代共產主義作家的觀點，他基本上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認為影響那場危機的核心因素是小麥。美國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小麥出口大國，這對歐洲乃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名字叫帕爾烏斯（Parvus），來自敖德薩。他基于對敖德薩的觀察得出了這個結論。

帕爾烏斯影響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更廣義地說，我之前主要是從研究金融危機的角度入手，認為這是一次較小的沖突、試圖探討一場金融危機的起源。我并沒有從帝國的興衰與擴張路徑的視角研究這個問題，但帕爾烏斯的作品幫助我從宏觀的地緣政治框架進行思考。

同尼爾森教授交流 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部分中外研究者會從制度比較的視角論證，相比東亞地區，工業革命注定會先在歐洲開花結果，比如他們強調關于民主體制的敘事。但您在書中第四章與第七章拋出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強調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美國對歐洲的廉價小麥出口與信貸體制創新等影響因素的作用。這能否對“西方民主帶來工業革命”的觀點構成替代性解釋？

尼爾森：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主要考慮的是更宏觀層面的地緣政治視角，主要考察對象是各國經濟，包括歐洲與大西洋的貿易路線網。

我同意書中給出了另一種解釋，認為民主是解釋歷史發展的核心因素的觀點非常地以自我為中心。歐洲學者，但尤其是美國的學者斷言，一切美國發生的事情才是推動歷史向前進的原因。我不確定1870年代的美國民主是否如其他人說宣稱的那樣完善，他們堅信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才能對歷史提供解釋。

我并不同意這一點。我認為當時開放國際糧食交易市場的因素非常關鍵，最重要的是各國能夠在交易中發揮比較優勢——這是我從經濟學家的角度會提出的觀點。與此同時，諷刺的是，令這一切成為現實的契機是美國面對的一場大麻煩——美國內戰中，北方軍為了滿足后勤需求，在國內開辟了四個相互競爭的鐵路走廊，為軍隊運糧。

許多英國與歐洲學者也會吹噓自由貿易的因素，他們堅持自由貿易一定會帶來經濟增長之類的觀點。但我認為，如你在書中讀到的，西歐的自由貿易實際上是一次馬鈴薯霉菌（事實上應該叫水霉菌）導致的疫病的結果。這讓當時窮人賴以為生的馬鈴薯產量大受打擊，引發了1846年至1847年的嚴重饑荒，以及稍早一點爆發的愛爾蘭大饑荒。正是這些因素迫使西歐國家決定開放經濟，追求自由貿易。正如當時一位英國政治家的名言，我們開放貿易邊境是為了避免爆發革命。

在19世紀的西歐，致病疫霉導致的饑荒間接推動各國開放貿易與引進小麥。圖自：《美國馬鈴薯研究雜志》

在我看來，那些國家決定開放貿易，允許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與交換對他們來說最容易產出、利潤最高的產品是正確的做法。但這一切都源于一場意外，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3300萬年的生物，一種寄生在馬鈴薯上的水霉菌。

觀察者網：除了疫病與霉菌，書中也詳細記述了如帕爾烏斯、彼得 H.沃森等“小人物”對歷史走向所產生的影響……

尼爾森：確實如此，有時候不一定是偉大的領導者，而是普通人也能推動歷史的進程，比如理解軍隊如何贏得戰爭的前律師，或者是利用手上資源試圖推翻沙皇統治的共產主義商人等等。這兩位歷史人物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理解物流與貿易網絡對國家和帝國在國際經濟中崛起的重要性。

觀察者網：您書中的一條敘事主線是沙俄與美國先后崛起、圍繞成為“歐洲糧倉”開展的競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這種競爭存在必然性嗎？

尼爾森：確實有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將世界聯系起來。比如說，公元700年左右，拜占庭帝國穩居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從黑海到地中海和歐洲其它地方的貿易通道，這對帝國的延續至關重要。沙俄的凱瑟琳大帝十分清楚這個貿易咽喉對俄羅斯崛起的重要性，當她思考這個問題時，古道已經存在了超過1000年了。她理解地緣政治，思考著要如何為俄羅斯打通這條貿易通道。凱瑟琳會說希臘語，把自己的孫子取名為君士坦丁，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占領那座城市。可惜她早早去世，未能盼到那一天。

所以，這里面絕對存在著基于對悠久歷史、甚至自上古時期存在的貿易路線的深刻洞察，以及地緣政治層面的思考與戰略規劃框架。通過占領黑海北岸、在敖德薩建立港口并對外出口小麥，凱瑟琳大帝讓俄羅斯從1780年她治下的一個相對落后的歐洲勢力，發展到她去世后，到1820年代已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大國之一。

觀察者網：19世紀中期在芝加哥建立的小麥“期貨合約”機制，推動了歐洲城市人口的增長與工業革命發展。直到今天，全球大宗商品期貨市場依然深刻地影響著許多國家的國計民生。結合歷史來觀察現實，比如俄烏沖突對全球南方國家糧價的沖擊，我們可以對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的重要性得出哪些結論？

尼爾森：這是個好問題，也不容易回答。我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直到今天，俄羅斯都渴望在本國建立一個糧食期貨市場，但沒有成功。目前有一個全球期貨市場，絕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在芝加哥、中國香港或日本等其它地方進行，我們并沒有看見一個圣彼得堡期貨市場的存在。

一旦美國率先在芝加哥建立起完善且高效的期貨市場，那么其它國家就會紛紛效仿，否則他們就會面臨被別國利用那個期貨市場的風險。如果一個國家因為期貨市場的原因而無法掌握國內的價格變動，這會對市場穩定產生消極影響。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來說，俄羅斯正面臨這樣的問題，他們決定中斷與ADM、嘉吉（Cargill）等參與糧食期貨市場的大公司的業務往來。他們想要在控制與塑造糧食期貨市場的同時，確保自己在高價位賣出糧食。對俄羅斯政府來說，要接管一個相當成熟的糧食期貨市場、獨自處理全部的交易是非常復雜的一件事。但眼下，俄羅斯政府正在派出交易員參與到各地的交易中。

這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如果讓我來給巴西、阿根廷或者澳大利亞等其它主要的小麥出口國提建議，我會說，如果有一個健康、活躍的期貨市場，就應該參與其中，同時要建立自己的市場機制，而不是放任別的地方的市場影響本國的糧價。

通過拆分匯票、買斷市場，聯邦軍簽訂的期貨合約打破了少數商人對軍糧供應的壟斷，對贏得美國內戰起到重要作用

價格發現（price discovery）的過程會出現在最接近全球期貨市場的地方。比如，目前至少在小麥領域，價格發現的過程首先是在美國決定，然后傳導向全世界各地，每個市場參與者都試圖盡快獲得關于價格的信息。

然而，如果打算從期貨市場退出，完全不參與交易，實際上又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價格協調、交易進行到一半出現保險問題等等。當然，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期貨市場交易機制也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我確實能意識到，這個期貨交易體系掌握了巨大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