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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青青】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傍晚，《渥太華日報》的晚班編輯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個有濃厚俄國口音的年輕人。他自稱伊戈爾·古琴科（Igor Gouzenko），是一位來自蘇聯大使館的密碼員，隸屬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還稱身攜能夠揭露所謂“潛伏蘇聯間諜”的機密文件。聽完這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后，晚班編輯卻似乎沒什么興趣，轉而建議他應該去找加拿大司法部，而不是來報社求助。實際上，古琴科在來《渥太華日報》前，已經去找過加拿大皇家騎警，但當值的警官卻拒絕相信這個情節曲折的故事。當古琴科抵達司法部時依舊吃了閉門羹，因為公務員們已早早下班了。

1966年在電視上接受訪問的古琴科

相較于加拿大方面的“漫不經心”，古琴科為這次叛逃倒是做了精心準備。他花了兩周的時間來挑選要提供給加拿大當局的文件，甚至還特意做好標記——把這些文件的角都折彎，因此他在九月五日當天只花了幾分鐘就能把這多達一百零九份文件以及密碼本迅速抽出帶走。次日上午，古琴科帶著妻子、年幼的兒子以及那些機密文件再次拜訪了司法部。時任司法部長路易·圣洛朗（Louis Laurent）起初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變節者”并不表信任，也不打算接納他和他的家人。在這位加拿大高官看來，此時世界大戰剛剛落幕，蘇聯仍普遍被視為共同對抗“法西斯軸心國”的盟友，貿然接納一位來歷不明的“叛逃者”似乎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不過，此時西方輿論對蘇觀感已有逐步惡化的征兆。

著名冷戰史權威梅爾文·萊弗勒（Melvyn Leffler）在其名作《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中將“二戰”剛結束的這段時間視為“美蘇關系再定位”的關鍵時期。從一九四五年夏至一九四六年春，大量歐美國家的民眾對蘇聯的態度迅速地從“戰爭盟友”惡化為“敵人”。根據民意調查，一九四五年三月時高達55%的受訪美國人認為可以信任蘇聯，而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這個數字卻猛降至35%。相較于民眾態度的變化，萊弗勒認為以杜魯門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蘇政策的調整其實是走在民意變化之前的。而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古琴科事件”則成為一樁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例子。

深感絕望與沮喪的古琴科一家只能暫時回到自己的公寓。半夜，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果然找上了門，在砸門許久未見反應后，便直接撬開了古琴科家公寓的門。而此時的古琴科一家正躲在對門的鄰居家中并報了警。不久后，皇家騎警的人馬到了場。雙方爆發了激烈的言語沖突，但蘇聯人最終既未能帶回他們密碼員，也未能取回被盜走的機密文件。

雖然圣洛朗第一時間未接納古琴科，但還是將相關消息通報給了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及其幕僚。負責對外事務的加拿大國務秘書諾曼·羅伯遜（Norman Robertson）在得知此事后，直接指示皇家騎警七日一早把古琴科一家帶走并對其進行問話。根據事后披露的說法，古琴科所攜帶的文件向西方國家揭示了在加拿大政府、英國駐渥太華的高級專員公署的內部存在一個向蘇聯泄露消息的情報網。此外，蘇聯方面還透過其間諜活動獲取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在原子彈研發項目中的機密情報。

在古琴科被接走的同一天，蘇聯大使館正式通知加拿大政府，稱古琴科有盜竊行為，要求將其交給大使館處置。加拿大政府則否認古琴科在自己手上，只是表示會協助“搜尋”此人。另一方面，羅伯遜代表加拿大政府向恰好在渥太華出差的英國軍情六處處長斯圖爾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通報了此事。孟席斯馬上就意識到事關重大，竭力敦促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行動，給予其保護。

古琴科一家在渥太華的公寓

毋庸諱言，任何外交機構本身就肩負搜集駐在國各類信息和輿情的任務。然而，根據古琴科本人及其所攜帶文件披露的內容，“二戰”期間蘇聯駐加拿大及英美的大使館則完全是以諜報為主要任務，甚至經營著一個遍布西方主要國家的所謂“間諜網”，滲透之深、范圍之廣遠遠超乎西方國家的想象。因為與納粹德國的戰爭，西方各國轉而給予蘇聯外交承認，并進而視之為“盟友”。由此，蘇聯終于能夠“合法地”在西方國家開設使館，派遣外交人員，進而以使館為節點將在西方的“情報網”連成一片。

事發后，英國的情報部門對“古琴科事件”顯示出極高的熱情與積極性。軍情六處、五處在第一時間直接跟古琴科有了接觸。最早跟古琴科直接面對面的英國情報人員是來自軍情六處的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當時，斯蒂芬森負責軍情六處設在紐約市的“英國安全協調辦公室”，維護大英帝國在美洲地區的安全利益 并與美國戰略情報局開展合作。“古琴科事件”發生后，斯蒂芬森作為西方盟國情報機構的代表被派往了加拿大。在他抵達后不久，軍情五處負責監視共產黨的特工羅杰·霍利斯（Roger Hollis）也一同參加了與古琴科的會面。

一九四五年十月，羅杰·霍利斯代表英國情報機構起草了一份給英國首相艾德禮的報告，提出了三個方案供選擇：一、嚴格保密，對古琴科披露的間諜網進行監視；二、抓出間諜，驅逐蘇聯的外交官，簡單直接，但蘇聯方面可能將其當作外交事件來處理；三、故意將消息透露給媒體，讓其演變為重大國際新聞后，蘇聯方面肯定會進行外交抗議，到時候再將古琴科披露的“證據”拿出來，徹底在國際輿論的戰場上予以曝光。

英國的情報部門皆傾向于第三個方案，還堅持認為“低調處理此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因為“鼴鼠”身居要職，顯然不可能不采取行動。但若要偵訊、逮捕乃至起訴這些隱藏的“鼴鼠”，那就不可能不為外界所知曉。最終，英國時任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說服了艾德禮，使他最終采納了情報安全部門的建議。實際上，早在一九四三年丘吉爾就曾讓艾德禮負責處理過戰時的情報管理工作。因此他本人對軍情五處、六處的工作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繼丘吉爾后跟情報部門關系最親近的英國首相之一。而在“古琴科事件”的處置過程中，英國情報部門幾乎都是越過加拿大政府，直接向他們的加拿大同行發號施令。

加拿大政府圍繞“古琴科事件”進行的官方調查

除了英國自身的國安考慮外，無論是丘吉爾還是艾德禮都是從英美關系乃至西方盟國之間戰略格局的角度來考慮“古琴科事件”。在“二戰”剛剛落幕之際，相較于迅速調整對蘇態度的英國，美國尤其是社會輿論的對蘇觀感仍一度停留在“戰爭盟友”的階段。而更讓英國擔憂的是當時美國似乎并沒有在歐洲長期保持政治和軍事存在的打算。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曾向斯大林表示美軍計劃戰后兩年內從歐洲全部撤走。而意外入主白宮的杜魯門在大戰爆發時還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參議員，極度缺乏國際外交事務的經驗。在歐洲面臨蘇聯直接壓力的英國，亟須盡快引導美國重新調整歐洲政策及對蘇態度。

正如梅爾文·萊弗勒所描述的那樣，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的美國政府在包括“古琴科事件”在內的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開始逐步將蘇聯視為“敵人”。站在美國的立場，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化處理模式，可以將造成國家事務陷入困境的一切責任全部推給莫斯科。而對處理國際問題并無經驗的杜魯門來說，這種處理模式恰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古琴科事件”發生后，幕后操作的英國人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

如何利用“英美特殊關系”的政治想象來影響美國，成了當時英國人心目中最緊要的任務。“古琴科事件”恰好提供了一個契機。“二戰”爆發前，英國的外交與情報部門就有利用美國媒體影響輿論來支持戰爭的經驗。此時則非常希望這樁在加拿大發生的、揭露北美蘇聯間諜網的情報丑聞能夠掩蓋英國在安全領域的疏失，同時讓美國人轉而認識到蘇聯對西方世界的嚴重威脅，將這件令人尷尬的丑聞轉變為對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的“警示教育”，進而繼續強化戰后動蕩歲月中的英美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