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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青青】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為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召開。出席“二大”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有一人姓名不詳。 會上，陳獨秀主持并做工作報告，張國燾報告了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則報告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中共二大開會場景的油畫 圖自上海檔案信息網

在中共黨史上，“二大”有著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貢獻。這次會議正式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當前的奮斗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全國并建設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制，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在提出最低和最高綱領為中國革命指出新目標的同時，“二大”也制定了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組織和黨的記錄等諸多方面做了明確規定。此外，“二大”還通過了9個決議案，其中《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統一戰線的專門文件。

事實上，在“二大”正式召開前，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6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就已經提出了“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的重要主張。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聯合戰線”主張，為“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奠定了基礎。¹《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向社會各界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性分析中國社會現狀，提出解決革命問題的重要開端。²

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指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為共和國，實際上仍由軍閥掌握政權，這種半獨立的封建國家，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這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深受痛苦的源泉”，而“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斗，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但是在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³

換言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在打倒封建軍閥、建設真正共和國的過程中，擔負著民主革命任務的政黨都應該團結起來，以“建設真正民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還首次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和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原則，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做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有了《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作為理論鋪墊，“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基本判斷，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和實施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該議決案的主旨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呼應1920年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發表的《關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內容。根據《關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所提出的要求，各國各地區的共產主義組織可以“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合作，甚至結成聯盟，但是不要與之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于萌芽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1922年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曾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活動中，黨應該與革命的民族運動攜手合作。”⁴

在中國共產黨初創之時，力量尚薄弱，確有必要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結成統一戰線，才能實際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即“為人民幸福計，民主派對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無產階級倘還不能單獨革命，扶助民主派對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該主張也被稱為“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代表們在“二大”上認為該主張“能夠應付時勢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應該擴大此主張”。⁵

在確定此基本方針后，議決案也對實現方式提出了實現計劃，大致有三個方面：

一、先行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適宜地點開一次代表會議，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新團體及如何進行。

二、運動傾向共產主義的議員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結合民主主義左派聯盟。

三、在全國各城市集合工會、農民團體、商人團體、職教員聯合會、學生會、婦女參政同盟團體、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團體等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

中共“二大”圍繞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等一系列討論的背景關涉到與國民黨的合作問題。在共產國際看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尚不足以引導中國革命，因此需要尋找同盟者。1921年底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到了中國南方考察，接觸了孫中山等一些國民黨重要人物，認為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并不是資產階級政黨，而是由知識分子、華僑、士兵和工人組成的民族主義政黨，于是提出了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來推動合作。而馬林的建議也得到了共產國際方面的認可。

孫中山與馬林會面 影視截圖

不過，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最初并不贊同這個建議，認為“各國革命各有各國國情……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⁶直到“二大”結束后，在杭州另行召開的“西湖會議”上陳獨秀等人才改變主張，轉而同意了馬林的建議。

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二大”有關統戰問題的討論，便不難發現會上通過的一系列決議更多的是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在內的黨派組織如何進行“黨外聯合”，而共產國際方面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模式，則是一種“黨內合作”。

1923年隨著《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了《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再次強調共產黨員應“留在國民黨內”，但黨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之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發表多篇文章，對“黨內合作”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述，為中共“三大”的舉行做了理論和政治上的準備。

從歷史上來看，“二大”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會上提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以及在最低綱領指導下形成了建立“聯合戰線”即“黨外聯合”的革命策略。盡管由于當時中國社會的客觀環境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之后轉向“黨內合作”，但此后的歷史進程卻證明了“黨外聯合”統戰路線將是中國革命道路的必然結果。

正如《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樣“無產階級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⁷“二大”有關統戰工作的決議之后也都成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指導方針，更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真正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筑了堅實的理論根基。

注釋：

1.中共中央統戰部編著：《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華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

2.李穎：《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頁。

3.《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6頁。

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節錄）》（1922年7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頁。

5.《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頁。

6.李穎：《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39頁。

7.《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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