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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64年與古巴商討體育文化交流計劃時，中國方面主動邀請古巴派遣棒球專家訪問教學。據此計劃，古巴在1965年10月會派遣一支棒球教練代表團訪華，幫助培訓棒球教練，提高中國運動員的競技水平。這是新中國棒球運動史上第一次涉外活動。不過，此時中國取消棒球隊已近兩年。

1965年10月10日上午，古巴棒球教練團由北京乘飛機抵達上海。作為“古巴勝利六年以來，這次是第一次向兄弟國家援助”。中方翻譯、陪同人員在交流中，非常留意對方的政治見解和表態。在國家體委定期上交的“活動簡報”中，絕大部分內容均與政治、外交相關，棒球等體育方面的記述反倒寥寥無幾。

古巴在1965年10月派遣了一支棒球教練代表團訪華，幫助培訓棒球教練，提高中國運動員的競技水平。

雖然在古巴代表一再“強調了中古友誼，很感謝中國的熱情招待”，但對于一切涉及政治的議論都相當謹慎，不愿輕易表態。在某次交談時，中方人員獲得一個很好的機會，試探古巴教練團對蘇聯的態度，對團長說：“南斯拉夫勾結美帝攻擊共產黨，把兩黨之間的分歧擴大到兩國人民的關系上，蘇聯雖與我們的關系很壞，我們人民還是有好往來”。古巴代表一聽話題轉到中蘇關系，便馬上采取回避的態度，轉而談反對美帝的問題。

1968年12月底培訓結束時，古巴教練一再贊揚“從未教到過這樣干勁足的好學生”，“在課堂上、運動場上紀律好，表現了中國同志組織性強、紀律性好”。但是，在政治觀念的宣傳層面，卻未取得明顯進展。古巴代表大多對“反修”話題毫無興趣。在被逼問時，他們只是喊幾句“反帝口號”應付。而這次代表團訪問也成為那個年代中國與古巴方面的最后一次體育文化交流。1966年，雙方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彼此關系進一步走向了緊張與對立。隨著中蘇沖突的加劇，中古關系也逐步惡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恢復關系。

棒球未“棒”：復蘇后的寂寞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方面積極恢復發展體育運動，另一方面則很明確地提出“在開展體育運動中，各級體育運動委員會必須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青年團，并與有關部門協同配合，使體育運動緊密地結合并服務于當前的中心任務”。在當時政治氛圍中，體育運動被視為“培養人民勇敢、堅毅、集體主義精神，和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各級黨委亦“將體育工作作為宣傳部門的業務之一”。

以此為背景，便不難理解棒球運動在新中國的境遇。時至今日，這項運動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可能尚不及1949年前。正如著名棒球教練李敏寬所言，“棒球是從美國傳來的，在1960年后的14年間，便在我國‘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空白。為此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付出了成倍地代價”。

“文革”末期，棒球運動有了復蘇的跡象。1974年，時隔13年后，棒球全國比賽再次舉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運動恢復的過程中，依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日關系正?；约芭_灣問題的背景下，棒球代表團互訪成為中日交往的一種模式。1975年，日本“友好之船”棒球隊、愛知工業大學棒球隊先后訪華；旅日臺胞棒球隊也于同年造訪，并在全國各地交流比賽。1976年，日本法政大學棒球隊及日本教練代表隊訪華。隨后兩年間，中國方面也相繼派出棒球代表團訪日。此外，國內棒球人士還常被要求在“統一戰線”發揮作用。1979年，臺灣籍日本華僑蔡季舟作為代表參加國際奧委會名古屋會議。期間，中方團長宋中曾要求蔡季舟與臺灣代表接觸，“找機會與他們談體育、敘鄉情”。

當然，體育作為外交或政治工具的情形，在世界各國均屢見不鮮。再以棒球為例，1975年美國與古巴之間嘗試在哈瓦那組織一次棒球比賽。美國國務院有官員提議效仿“乒乓外交”來推行“棒球外交”（Baseball Diplomacy），但該提議先后兩次被時任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拒絕。而在1980年代的韓國，全斗煥軍政府推行所謂“3S政策（Sports Sex Screen）”，即希望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職業棒球比賽等活動來消解韓國民眾日益高漲的政治訴求，此舉被韓國輿論稱為“國民催眠術”。

“文革”末期，棒球運動有了復蘇的跡象。1974年，時隔13年后，棒球全國比賽再次舉行。外交、政治因素在棒球運動恢復的過程中，依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