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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趕不走的焦慮

積累巨額財富的同時，中國的財富精英們也積累了趕不走的焦慮。其原因在于中國的財富精英們在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錢和政治融為一體，有錢即可培養自己的代言人，影響、滲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國，你可以用錢收買媒體和智庫，操縱政策和選舉。在澳大利亞，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總理，要把他換掉！

在中國，中共作為政治力量的代表，對全體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政治力量永遠在金錢力量之上。這就注定了財富精英們再有錢，也永遠處于患得患失的焦慮中。

中國財富精英不能像西方有錢人一樣參與政治，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把最終的財富數字當成終極目標。這個數字只能增不能減，一旦有任何減少，更加讓他們憂心忡忡！

一些財富精英們也許清楚自身已經獲得了社會中的超比例財富，但出于對保護財富的渴望，或家族百年傳承的理想，守著自己半輩子的積累，也想避免更多的二元分配。一些富人正成為自己過去成功的受害者。其財富積累速度之快，數量之大，讓他們對任何可能影響財富積累的變動提心吊膽，擔驚受怕。

財富精英們從杯弓能看到蛇影。盡管黨中央和領導層一再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篇無名小輩的“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能引起眾多民營企業家的震驚。直到國家動用最高輿論公器人民日報，批判“奇談怪論”，并重申“民營經濟只會壯大，不會離場”，有些人還是心有余悸，半信半疑。相對比，不少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常發表“國有企業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言論，也沒看到引起什么軒然大波。

那些別有用心的恐慌販子，完美地利用了部分財富精英們的這種焦慮。恐慌販子出于自身的經濟或政治目的，把社會上的只言片語，包裝成對國家方向的某種暗示。他們滿口的家國情懷，卻一心在挑動國家和民營經濟之間的對立。

四、回家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壓縮式發展，用很多國外觀察家的話，我們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在巨大的總體社會財富之下，我們有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很多人在紀念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同時，卻很少提起鄧公談到改革開放時說過的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政府和民營經濟攜手合作的結果。政府提供外部條件和政策支持，民營經濟回報以增長和活力，雙方的共同承諾是全民的共同富裕。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基于中國國情的結合體。它包含著用市場經濟來激發個體的能動，推動經濟建設；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推進共同富裕，最后達到社會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國沒有房產稅，沒有遺產稅，世界罕見。當然在再分配的過程中，我們要避免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應該加稅于財富創造的結果，而盡可能保護財富創造的過程。

有能被絕對保護的財產嗎？沒有！只要你屬于一塊土地，就受那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約。在美國，只需超過半數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投票支持，再加總統的簽署，就能夠通過任何的加稅的方案。理論上只要有超過半數的民意，加任何的稅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只有當所有的人民都變成有產階級，當保護財產成為每個人的需求，富人的財富才真有安全。

一些財富精英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卻對他們所獲財富的賦能者和保護者—政府，充滿抱怨和不滿，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財富悖論。

“聰明”而焦慮的財富精英，也許能夠保護其財產的唯一方法，是讓財富不屬于任何一個土地和國家。哪個國家稅務低或者免稅便把財富移到那個國家，那才是永遠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們的同胞身邊，回到那些為我們財富付出犧牲的人民身邊，這里是我們的家，永遠沒有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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