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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燁】

昨天就BCI事件寫了篇文章，對施展的“誰是BCI？”一文發表了一些評論。文中我對施展所強調的商業秩序做出反駁，并質疑了他表達背后的邏輯和意圖。今天就看到施展的回應“關于BCI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四千字的翻來覆去，大致的意思是他作為一個理性學者注重事實判斷，并擱置價值判斷。如果反駁他可以指出事實判斷的錯誤，而不應該推斷他的價值判斷。

在大是大非的辯論中跳出來呼吁理性客觀的學者常有。用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這樣的二元法來分析這類討論也是一個有意思的角度。是否如施展所說，存在不含價值判斷，只依賴于事實判斷的敘事？我這里做個分析，希望能說清楚這些所謂事實判斷背后到底有沒有價值判斷。

在任何敘事中，如果我們限制自己只做事實判斷，那必然意味著我們只能闡述一件件孤立而彼此沒有聯系的事實。

而當我們在對一個事件進行描述而形成一個完整敘事時，我們必須對這個事件所關聯的無數事實作出取舍，并用選出的事實作為敘事的一部分。

這種取舍本身必然包含著價值判斷。換句話說，任何敘事都基于敘事者對孤立事實的選擇和組織。而這種選擇和組織必然是含有某種意圖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我用有限的文字篇幅來介紹一個身邊的朋友時，我對他的看法決定了我會選取他的哪些優點或者缺點進行描 寫。當我對他足夠熱愛時，一個他人眼里的缺點也許變成我筆下的優點。

一個敘事者拿起筆開始做敘事的努力時，必然包含著某種目的或者意圖。否則他無法從恒河沙數般繁多的事實中組織出任何有意義的文字。一個沒有目的和意圖的敘事者只能如機器一般無休止地吐出一個個所謂的事實描述。

但即使事實描述也經常因為取景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事實。在香港暴亂中，只把鏡頭對準香港警察的無良記者們也在記錄一件事實，從他們視角記錄的事實。但當我們擴大取景時，卻能看到警察對面的瘋狂暴徒。是否存在一種方法羅列所有的事實呢？這并不現實，事實在每個時刻和地點都在被不停得產生。對事實的重要性和完整性的判別最終也是基于價值。

敘事者在著作中的很多常用修辭手法，也無一不受價值判斷的影響。不同形容詞所反映的褒貶含義就是作者的價值判斷，比如，施展文中形容的BCI“看上去人畜無害”，而BCI 在我看來就是面目可憎。再拿對比來說，對比對象的選擇常常也是基于價值判斷。施展曾用二戰后德國的歐洲政策，來作為對中國的啟示。我寫過這極其不妥當。為什么施展不能把中國比做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并要求西方勢力退出中國周邊領海呢？由此可見，不同選擇中所隱含的價值判斷是不言而喻的。

寫作中經常也會推導因果判斷。而大多數的因果判斷仍然是價值驅動的。社科領域和科學不同，無法重復實驗。對因果關系的推斷很大程度受作者的價值判斷影響。施展在“誰是BCI？”文中把中概股大跌推斷成受BCI事件的影響，這背后所想表達的含義非常明顯。當然因為上述因果推斷實在沒有說服力，BCI一文發表后又做了修改，加入了SEC新政導致股市大跌這個理由。中國這四十年的經濟崛起的核心秘密是什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張維迎會強調純市場的力量，而新結構經濟學家林毅夫強調產業政策和政府的總體規劃。不同的因果推斷正是因為張維迎所承認的“理念不一致”。這里的“理念”就是赤裸裸的價值判斷。

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在其經典之作《歷史是什么》中寫道：“歷史事實不以也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歷史事實總是通過記錄者的頭腦折射出來的。”有的作者不愿意將自己的意圖示人，便讓自己躲在所謂的事實判斷背后。但他們文字終歸是他們頭腦的折射，而讀者能清晰地從這折射中讀出他們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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