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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日子。在香港疫情仍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連兩日訪問香港，并在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的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

香港的不少組織，尤其是特區政府，都開展了學習研討活動，參與者分享了很多體會，對凝聚全社會關于香港前景的共識有很好的作用，對新一屆政府的施政也明確了方向及重點。我想談談在香港實施“良政善治”需要面對及解決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習主席在講話中，對新政府提出了四個希望。其中第一個就是要求新政府“著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 。很明顯，無法有效解決香港治理的這些問題，就很難回應習主席提出的四個重要工作：“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以及習主席特別提到的要“關心關愛青年人”。

習主席同時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要改善香港的治理水平、體系、能力和效能，關鍵是政府的領導人及主要官員。我們看到的是新班子上任不到一個月，已積極展開處理香港當前及一些長遠的問題。從行政長官李家超及主要官員的表現中可以看到這一屆政府在“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口號下所展現出的新作風及新氣象。

“良政善治”的首要條件是“人”。新一屆政府的班子基本上已形成，余下的尚有些副局長、政治助理及一些輔助人員的安排沒有定。新班子是否“德才兼備” 、“愛國愛港立場堅定”、 “能力突出”、 “熱心服務公眾” ，相信不久就會看到結果。在此，我提出幾個我們要處理的深層次矛盾，每項都與習主席提出的“希望”相關。

港英時代遺留的公務員制度急需大幅整改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要加強政府管理，改進政府作風，樹立敢于擔當、善作善成新風尚，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新一屆政府上任前承接了前任政府的政府架構改組計劃，增加了兩個政策局，調整了政策局之間的分工，使其更能反映現代社會的需要。還增加了副司長一職，強化了政府上層的領導及統籌能力，這些都是一個很好很有必要的開始。

但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承接了港英時期的體制，保持了原有體制的優良部分，但也留下了不少陋習，以及很多與時代脫節的架構及制度。

香港特區政治委任官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圖自人民日報客戶端

2002年第二屆政府時，行政長官董建華引入的主要官員問責制，雖然解決了部分問題，但也制造了一些新問題。持續深入檢視香港特區政府的體制及運作是提高香港特區的治理水平、能力及效能的一個必要工作。其中公務員制度的改進，是這項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回歸以來為了穩定公務員，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公務員制度基本上沒有什么改變。而港英時期的香港公務員制度，沒有像新加坡等英聯邦國家那樣不斷與時俱進，反而走得越來越遠，早已變成“老古董” ，其中問題最嚴重的要數公務員的編制、招聘規則和紀律處理的制度。在2019年“黑暴”事件中，公務員制度內的缺失及漏洞便暴露無遺。為了配合社會的不斷發展，強化公務員的施政能力，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制度急需大幅度調整及改革。

“市場經濟”不是不作為的借口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這點了中香港治理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香港社會的中上層及政府內的高層管治團隊，長期迷信所謂“市場經濟” ，深信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積極不干預” 及“小政府大市場”原則。

這種治理社會的態度完全與現代的經濟運作及社會活動脫節，結果造成香港的經濟產業發展長期過分單一、新行業難以出頭等問題。這種扭曲的思維也導致了高地價高房價、極端的貧富懸殊、青年缺乏出路等一系列問題。

社會及政府高層如何重新認識清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是香港進一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一個深層次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務實的根本問題。

2020年香港法律界年度大會 圖自港媒

香港回歸，更要回歸國家治理體系

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不少爭議，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國民教育及國家認同、人大釋法及決議、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落實，都與習主席講話中提到的“香港回歸祖國，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這一因素有關。習主席在2017年的講話中已提出這種觀點，但并沒有在香港社會引起太大關注。

可以說，“一國兩制”20多年來在香港實踐的經驗，絕大多數的問題及困難都出現在國家治理體系行使其責任與時權力時，在香港特區政府內外出現的矛盾及爭議。一個比較清楚和極端的例子，就是回歸后不久，香港的終審法院在一個判詞中竟然聲稱，“香港的終審法院如認為全國人大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或決議是違反《基本法》的話，有權否決權人大的決定”。這一立場雖然后來被更正，但足以反映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內外的一些高層人士，對回歸后香港在《憲法》及《基本法》框架內的自身權力及職能存在嚴重誤解。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不少香港人，特別是一些法律界專業人士，長期認為《憲法》在香港并不生效，《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唯一及最高的憲制性文件。即使到了今天，《憲法》如何在香港發生效力仍然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