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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中國政府近日根本性地改變了抗疫防疫政策，對新冠病毒實施“乙類乙管”，放棄了大多數的強制措施。變化來得急，幅度也大，引發了不少問題。雖然經過近三年艱辛的抗疫運動后，部分民眾歡迎“放開”，特別是商界和企業。但與此同時，有些因“放開”引發后果也引起很多人不滿及困惑，這就涉及最近抗疫防疫政策的復雜情況。

這次病毒在內地傳播的很快，在一兩個星期內，不少大城市大部份的居民已被感染，農村地區也逐漸出現情況。社會所看到的，和一些專家所說的也有出入，“多是無癥狀、病情輕”，“與流行性感冒無大差別”——現在不缺“陽”過的人告訴你他們的經驗，網上流傳的說法也很多。另一個沒有想到的后果，是很多國家面對中國的“放開”，紛紛對來自中國的旅客作出各種限制——他們的心情也很矛盾，畢竟來自中國的游客，是一些國家重要的生意來源。

泰國機場舉行儀式歡迎中國游客（圖片來源：新華網）

評價一個政府處理流行疫情的做法，無論是內地、香港，亦或是外國政府，我們都不應過分苛嚴，因為處理大規模流行病是一個非常復雜和困難的公共政策過程。首先，人們對新出現的病毒是缺乏知識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類的病理學經驗中從未見過，出現時醫學界自然對它的特性并不了解，認識它需要一個過程。雖然我們和它已有三年的接觸，直到現在醫學界仍未完全掌握病毒的特性。更因為不斷有變種出現，完全明白病毒的特性幾乎是不可能的。缺乏這一條件，給政府抗疫防疫措施的制定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

如何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必須基于多種不同層次的因素，其中包括：

1）科學及病理學的有限知識；

2）病毒可能作出的傷害的評估，由于對于病毒認知的有限，這種評估的準確性也是有限的；

3）評估各種措施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會造成的社會成本；

4）執行上的技術及財政問題；

5）評估民眾的接受程度。

對以上的幾個因素作出衡量后做出的決定，基本是個政治決定，而不僅僅是一個醫學決定，這可能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認知。例如感染這新冠狀病毒后，癥狀往往會在兩、三天，甚至七、八天后才出現。因此為防止傳染，要求已發病或高危的人隔離七天，或十四天，甚至二十一天，這純是對漏網率大小的一個取舍。打個比方，如果基于收集到的數據，隔離七天就可找出90%的感染者；如隔離十四天，就可以管控98%的感染者，決策者就要在這兩個科學數據中選擇，并作出取舍——采取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對經濟的損害有多大，及群眾接受程度的判斷，最后作出的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定。

北京昌平區對高風險區進行封控（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這一過程中，決策者會面對一些復雜的情況，使得政策的決定更為困難，更容易出現偏差。其中包括：

誠意和不誠意的專業意見分歧

專家基于專業知識，對病毒有不同的意見，對病理及其影響有不同的看法及判斷。這些誠意的分歧，是科學界正常的、健康的現象。但這些不同的專業意見，對非專業的決策者，會造成一定的“選擇困難”，應該聽哪一種意見，標準可能只是對某一個、一些專家的信賴。

這方面的分歧，自然也受個人因素的影響。行業內的個人矛盾，私人恩怨，專業內的派系斗爭，這些非專業、非誠意的分歧，自然也會影響專家學者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決策者的決定自然也受影響。

中西醫之爭

不同于醫學專家內部的分歧，新冠疫情在國內也再次引發了長期存在的中西醫之間的矛盾。中醫藥在處理流行病有長遠的歷史及經驗，但中醫與西醫在國內長期的矛盾，主要體現在醫療系統中對中醫中藥的排斥，在這次事件中再次被激發。在這緊急情況中，期望解決這個長期存在的矛盾，并不實際。但這次事件也應該成為雙方互相學習，互相參考，療法求證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從事實經過來看，達成共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針對治療方案的分歧當然也影響了處理政策的決定。

經濟利益的左右

受經濟利益的影響，決策也可能出現偏差。醫療產業是一個龐大、全球性的商業圈子。流行病對于醫療產業，特別是一些開發疫苗及其他有關藥物的企業是一個特殊的機會，他們在這次事件中有龐大的利益考慮。這些利益集團當然也會為了自己的私利、為了獲得對他們產品有利的政策，而針對專家、學者及政府展開游說，同時在社會上制造輿論支持。這本來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個不能避免的干擾，但在出現疫情的緊急情況下，這種不健康的影響具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研發疫苗是一個高成本、高風險的投資，通常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通過政府層層嚴格的審批進入市場。但在出現疫情的緊急情況下，各國政府當局多被迫放松這些要求，簡化審批程序，讓一些發展中的、尚未通過完善驗證的藥物、儀器、工具向社會銷售。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相關產業的人都發了大財。

使情況更加麻煩的是面對全球市場和國際關系的政治及商業考慮——誰在這次疫情中開發出被廣泛使用的藥物，就差不多可以壟斷全世界的市場。而有能力開發這些藥物的就只有兩三個大國，這不止涉及經濟利益，也涉及國家安全。因為在關鍵時期售賣，或拒絕出售這些關鍵藥品，都可以變成一個政治工具。所以政府對這些藥物的輸入，除了對藥品的質量及效用要作出決定外，也有對國家利益及安全的考慮，這也使藥品的出入口審批變得更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