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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的混亂圖譜》（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為阿什·讓（Ash Jain），此君來頭不小，現時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之前擔任過大西洋委員會斯考克夫特政策與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該委員會的民主秩序中心總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資深從業員，長期從事整合民主國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讓認為歷來的美國外交政策存在六種思維，分別回應“美國之于世界扮演何種角色”這問題。六種思維中，四種屬于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ts），兩種屬于非國際主義（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讓此文對于我們了解美國的國際戰略思維，很有幫助。

阿什·讓（Ash Jain），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級顧問

六種思維的說法

四種屬于國際主義的思維是：

1. 單邊國際主義（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國際主義（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3. 現實國際主義（R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4. 多邊國際主義（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兩種非國際主義的思維是：

1. 退縮派（Retractors）

2. 克制派（Restrainers）

阿什·讓這種劃分法其實既不準確，也不正確。

阿什·讓說的“國際主義”，指的是贊成和支持美國積極介入國際事務，國際事務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務，因為對于美洲事務，美國歷來都積極和全面地介入。作為第一種思維的“單邊國際主義”，實際指美國居于獨大、首要和主導的地位，具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自由，美國所采取的單邊行動不受聯盟和國際協定限制，美國從這至高無上地位爭取自身的利益。

作為第二種思維的“民主國際主義”，基本上與單邊國際主義的本質并沒有不同，都是以美國為首，積極介入和主導全球事務，分別只在于民主國際主義以“民主、自由”包裝，在捍衛民主的前提下，與其他民主國家協作，推動共同價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發展，維護美國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標下不惜介入其他國家的內政。這種民主國際主義思維在美國的兩黨領導人中，不時占據主導地位。

作為第三種思維的“現實國際主義”，不以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為前提，而是重視實力，講求力量的對比和平衡。此種思維認為美國應實事求是，承認自己的力量有限制，應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戰略，以保持地區以及全球的穩定，維護美國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進攻型現實主義”屬于這種思維，不同之處在于其態度更為積極和進取，更為不輕言退讓。

至于國際主義的第四種思維“多邊國際主義”，其實和第三種的“現實國際主義”有共通之處，都認為在條件具備時，實行單邊主義，盡量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但當判斷到實力不足時，改為采取多邊國際主義，面對現實，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邊的前提下重建國際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這種觀點。換言之，第三和第四種思維都是現實主義者，具備實力時，會頑強地堅持單邊主義、美國優先，實力不足時，轉而接受多邊主義，如何選取，視乎對各方實力對比的判斷。

剛剛去世的美國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被認為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踐行者

阿什·讓說的“非國際主義”，指的是美國應收縮其對外國事務的介入，這種主張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為退縮派和克制派。前者認為美國介入外國事務對美國沒有好處，介入的成本也過于高昂；后者認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財力上無法再支撐美國在全球范圍介入，因而要克制。換言之，這兩派都認為要大幅減少甚至放棄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也就是放棄二戰之后建立的單邊主義，接受多邊主義。阿什·讓認為這種思維在目前的美國仍是少數派，但力量在增長。

阿什·讓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國中上屬精英對美國外交政策未來動向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處，例如將退縮派和克制派稱為非國際主義，并不正確，因為即使鼓吹退縮、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故此，阿什·讓分析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美國是否堅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話美國會傾全力維持單邊主義，如果美國選擇放棄獨大的立場，則需要轉移到接受多邊主義。采取這樣的二分法，對弄清楚問題較有幫助。

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

有意見認為，美國最終會回到“孤立主義”，即所謂Isolationism。對此，我們不妨作點歷史回顧。

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并不是指只關注自己本國的事務。在二次大戰前的一段頗長時間，美國奉行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但這種孤立主義其實是山頭或地盤主義，基本態度是排斥外來勢力介入美洲大陸的事務，而當時排斥的主要是歐洲的勢力，同時勸戒美國國民不要涉足歐洲的混亂局面，認為這樣做只會吃力不討好，對美國沒有益處。這種孤立主義態度到了二戰美國帶領盟國取得勝利并成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棄，其間沒有發生過多少爭議和討論。

美國的“門羅主義”，不過是霸權的遮羞布

時至今日，美國要回到門羅主義已經不可能，美國的經濟已發展到以金融活動為主，覆蓋全球，要收縮回到本土或縮小到有限的范圍，完全不切實際。即使在19、20世紀時作為美國后花園的中南美洲，目前情況也大為變化，美國對此地區的影響力和管控力已大不如前，中國在拉丁美洲已開始活躍，換言之，中南美洲不再是由美國獨霸的地盤。故此，美國可以因應收縮派、克制派的主張而減少介入全球事務，但要回到孤立主義是不可能的。

孤立主義或去國際化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選項，核心的問題是美國是否堅持以及能否維持其獨大的地位。在美國人眼中，若要維持其在全球獨大的局面，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當前中美關系的緊張，即根源于此。

美對華的幾個主要傳統思維

美國與中國的往來始于清末，和歐洲國家如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俄羅斯等相比，美國是相當遲才介入中國事務。作為后來者，美國的對華政策當時主要是爭取最惠國待遇，分享其他西方國家的特權和好處。自此之后，美國的對華外交思維大致包括以下幾種傾向。

1. 傳教的熱情：清末、民初時大量美國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這些人對中國普遍存有好感，或悲天憫人的情懷。傳教工作有挽救他人的心態，出發點是善良的，雖然效果和后果不一定好，手段也不一定正確。

這種熱情可說延續到當今，但不再是圍繞宗教，而是想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希望將中國變得和自己的一樣，成為西方大家庭的一份子。這種思維在當下的體現，就是高度肯定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認為中國是落后和獨栽的，以美國例外（獨特）主義為出發點，向全世界特別是中國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及政治制度，這與早期傳教士的熱情很相似。

2. 重商主義：大約在傳教士來華的同時，美國亦到中國開展商業活動，主要是貿易，包括販賣、運輸鴉片。當時美國在華的最核心政策，是保證美國商人能夠在中國得到與歐洲國家商人平等的地位，重點是爭取最惠國待遇，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因為在商業上美國的在華勢力比不上歐洲國家，所以這時期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只是個陪跑角色，沒有領導地位。

3. 有這么一群人，數目雖極少但也不應被忽視，他們經過接觸而熱愛過中國和中國文化，現在將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貓戀者）。這種人不多，在美國社會上沒有多少影響力，但也不應被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