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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莎倫·佐金】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創新已被普遍視為新城市經濟的基礎。隨著科技公司在每個城市的擴張，數字創新的生產不僅嵌入了產業部門和地區內部，也在各部門之間流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創建數字平臺和應用程序，通過美化數據以支持自己的指標和分析，從優步到DogSpot都開始出售數字產品和服務。

優步 @視覺中國

然而，紐約的公共生活并沒有因科技而“飽和”。社交網絡并不是圍繞著科技公司而展開。雖然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社區已經從少數族裔聚居區、藝術家區和潮人區演變成了更昂貴的居住區，但（紐約）仍然不是讓你覺得可以一早走出家門便能籌集到100萬的地方。

科技巨頭的首席執行官們的主要居住地都不在紐約，因此他們在這里并沒有個人利益訴求。而那些在紐約全職工作的技術高管和本地風投們也不如他們在大灣區的同行一樣富有。

然而，無論你如何定義這個行業，科技已經成為紐約經濟的前沿。它現在是持續增長聯盟中的一員，合作伙伴還有房地產商和商業媒體。

當談到所在的當地社區時，科技公司——尤其是硅谷、舊金山和西雅圖的科技公司——都威脅和哄騙民選官員保持低稅收，阻止發展公共交通和建設低成本住房。幾乎在任何地方，它們都積極地推動城市向它們的新產品和服務研發實驗開放。有時，它們會提供資金，甚至建設基礎設施：作為一個公然的（基礎設施）私有化廣告。

然而，盡管人們對它們帶來的好處爭論不休，但數據顯示，優步等基于平臺的汽車服務加劇了道路擁堵，Bird等電動滑板車引發了交通事故，愛彼迎上的短期房屋租賃減少了城市長租公寓的供應。此外，當谷歌的子公司人行道實驗室（Sidewalk Labs）提出在“智慧城市”區域安裝免費傳感器和機器人時，它引發了人們對隱私的深切擔憂。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法哈德·曼喬（Farhad Manjoo）最近寫道：“隨著優步開始統治馬路，Bird開始統治人行道，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管理著我們的地鐵，達美樂比薩（Domino's）開始鋪設我們的道路，（公眾控制公共物品的）時代已經過去。”

舊金山提供了一個警示性的例子。盡管該市享有自由派的政治聲譽，但2010年，市議會制定了工資稅免稅政策，以應對Twitter帶給當地的負面威脅。

在“Twitter減稅”政策下，許多位于該公司總部附近的市場街（Market Street）中區的企業，不必為政策執行后的頭六年內任何新雇用的員工繳納1.5%的標準工資稅。據說，這項稅收減免為Twitter節省了2200萬美元。不過，作為回報，包括Twitter在內的每家企業都必須創建一份社區福利協議（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CBA），詳細說明它們將為當地的社會服務或居民所作的貢獻；理論上，這種貢獻的財務價值相當于節省了30%的稅收。

然而，在減稅政策實施后的頭三年，社區福利協議并沒有阻止另外18家科技公司追隨Twitter，入駐該地區的空置辦公空間。社區福利協議的影響被最小化了。

很快，這個地區就出現了咖啡館、高檔商店和高價住房。城市規劃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發起了一場“場所營建”運動，利用數字技術安裝公共藝術品。它們為美食家們開了一個夜市。市政府將該地區命名為“生活型創新區”（Living Innovation Zone），以“展示城市內部的創新和創造力”，創建“試驗和原型平臺”，并使市場街“更受歡迎、更具包容性和更宜居”。

舊金山朗伯德街交通的空中長曝光 @視覺中國

然而，面向技術工作者和富裕消費者的場所營建，削弱了該地區對無家可歸者、少數族裔小企業主和拉丁美洲青年的友好度，這一紳士化趨勢也擴展到了附近的教會區（Mission District）。

出乎意料的是，科技主導的房地產再開發并沒有讓整個地區繁榮起來；街道上到處都是毒品販子、暴力和警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市場街中區的不完全復興促使市議會同意在推行免稅政策的首個八年期限到期后延長該項政策。

如果說“生活型創新區”“貴族化”了公共空間，那么科技精英階層進一步推動了住房紳士化。多年來，計算機工程師的高薪以及創始人、投資者和擁有股票期權的早期員工所賺取的資本收益，使當地房地產市場充斥著可支配財富。科技界吸納了可用住房，推高了房價，使得其他人沒法負擔該區房價。

當互聯網叫車平臺Lyft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時，一家房地產經紀公司計算了所有在這家初創公司持股者的身家，包括賺了很多錢的持股員工，他們所有人的資產可以買下當天在舊金山掛牌出售的所有房屋。

地理學家迪克·沃克（Dick Walker）認為，科技行業的增長應受到廣泛分布的經濟收益和房價控制的抵消。如果沒有這些控制措施，科技領域最富有的人就能得到城里最好的房子，而低收入群體，包括富人們的雇員，卻找不到住處。

我必須承認，紐約的科技和金融生態系統得益于風險資本的跨區域交叉融合。總部設在硅谷的風投公司在紐約開設了辦事處來考察初創企業，而紐約的風投公司則定期前往硅谷為自己的基金籌集資金。盡管特朗普政府努力限制跨國貿易和移民，但外國公司在紐約開設了加速器；紐約的技術社群則通過舉辦專場活動和交流會歡迎外國創業者，包括來自中國的創業者。

但投資日益分散的地域分布引發了這樣的問題：本地的風險投資是否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它們又是什么樣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崗位都在哪里？

這些問題在多年來一直缺乏能夠促進就業增長的資本投資的地區引發了最嚴重的焦慮，這些地區包括美國中西部工業區、農村地區，以及老舊的小城市。自21世紀初以來，風險資本的最大份額投資于舊金山灣區、紐約和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