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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搞社團不是特別復雜，主要就是講座：中美關系講座、美國研究中心講座等。第一次主持的是倪世雄教授的講座，介紹主講人的時候，我的腿在發(fā)抖，嗯，沒錯，那種無法控制的發(fā)抖，因為第一次在3108主持講座。那個時候講座很季節(jié)性的，從1995年到2000年，每年5月都是講座高潮，無他，那是美國國會批準要不要給中國貿易最惠國（MFN）待遇的關鍵時間；當然，如果臺灣島內躥出個有病的“臺獨”分子，比如李登輝那種，那么那年的講座就會特別多；更加順理成章的事情是，如果遇到了某些突發(fā)事件，比如，58炸館事件，那么講座就會更多一些。

2005年我博士畢業(yè)了，非常幸運的，留校工作了。然后就是從學生轉型到青教，開始了新的奮斗歷程。2005年到2013年是我的冷板凳時期，當時想著要出版我的博士論文，好去評副教授，但是因為懶病、拖延癥，以及缺乏一個符合我學術審美的典型案例，我始終認為那本《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zhàn)略》是不完美的，不能收尾。于是就這么拖著，到了2013年，名為斯諾登的人橫空出世，為全世界帶來了“棱鏡”，也為我的博士論文貢獻了一個完美的收尾案例，于是在2013年我出了自己的專著，因為對棱鏡的報告第一次拿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并收獲了自己的副教授職稱。

無論是國際關系的研究也好，還是我從事的網絡安全研究也罷，都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經歷著深刻的變革：當中國主要是國際體系的一個成員時，國際關系的研究，服從和服務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認識和理解國際標準等方面；而當中國轉變成為一個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員之一時，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行為如何塑造國際社會，中國如何通過改變世界來發(fā)展自己，而非繼續(xù)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當前，正好處于這個過渡的過程當中，不僅美國不適應，世界沒想到，就是中國自己，很多人，也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或者不愿做好相應的準備。

記得很清楚，2015年在我準備婚禮的時候，接到通知，到中央網信辦掛職，去了之后知道主要任務是為即將到來的中美首腦峰會提供戰(zhàn)略研判，我太太非常大度地同意把婚期推遲了兩個月，然后和我父母很辛苦的把裝修的事情扛起來了。就在此次掛職中，我看到了美國對于中國的警惕和防范，體驗到了霸權國對挑戰(zhàn)者的刁難，這種刁難甚至到了極其可笑的地步：他會進行莫名的搜查、盤問和騷擾。從那時至今，我因此得以兩度面對FBI便裝職員的“交談”，無論是免費的咖啡，還是免費的午飯，又或者是免費的取消了我去美國的十年簽證。說實話，挺感慨的，當初90年代剛上學時還需要某種仰視的超級大國，生生就在20-30年間，被崛起的中國給逼出了街頭痞子的原型，再過20-30年，或許這些也會成為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另一個視角看，這種經歷，也是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一種特殊的承認方式；對中國而言，頂住壓力，沿著正確的方向堅定的前行，是唯一的選擇。而為此做出相應的貢獻，尤其是研究者為此提供各種意義上的支撐和支持，同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是偉大光榮的使命。

中國的成長，是全方位的成長。從2014年開始，我參加了歷次的烏鎮(zhèn)世界互聯(lián)網大會，在會上見證了中國提出并倡導網絡空間治理新方案的艱辛歷程，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刁難，猜忌，以及各種非議，中國堅持用網絡空間治理造福世界人民的理念，用中國自身的實際經歷，用中國數(shù)字經濟起飛的事實，慢慢的讓世界認同中國的發(fā)展理念；當庫克和他男友在烏鎮(zhèn)早晨薄霧籠罩的街道里散步時，興奮的志愿者拉著他們一起合影，目擊這樣的畫面，則又讓人對中國倡導的互聯(lián)網治理的新理念新秩序所蘊含的生命力，有了更加切實的信心。

2018年世界互聯(lián)網大會，在烏鎮(zhèn)

2016年4月19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作為十名發(fā)言代表之一，同時也是唯一一名來自高校的代表，我有幸參加了習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并就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進行了專題匯報。無論是事前的準備，帶著忐忑和緊張的匯報，亦或者是事后帶著與總書記握過的手的興奮，都是難以言表，無法忘懷的。千言萬語最終匯成的是吳曼青院士當時的那句總結，就是中國網信事業(yè)的春天來臨了。

能夠身處這個偉大的時代，出生在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國家，并為這個國家的崛起，以及為這個時代的變化，做出自己小小的貢獻，能夠身臨其境的參與其中，不斷努力，共同參與和見證這個國家為個人，為國人，為世界帶來的發(fā)展的奇跡，是一種難以重復的幸運和機遇，把握這樣的機遇，書寫自己的人生，與國家一起前進，這應該是最幸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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