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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最有趣的事情又發生了，赫爾利帶了他的五點方案去延安，共產黨提出新方案之后，他居然認了。赫爾利認為共產黨提的要求，只是結束一黨專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額，這不僅不會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且會在政治和道義上加強國民黨，認為這東西符合美國的原則。中共當時要提的是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不是中共參加國民黨主導下的國民政府。核心的區別有兩條，共產黨的一個方案，第一就是聯合政府是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第二，“抗日軍隊應遵守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并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的物資應公平分配”，而不是蔣介石領導。赫爾利對于蔣介石的“國民黨反動派”沒有任何概念。

11月10日上午，征得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意之后，毛澤東在文本上簽字，赫爾利也簽了字，這就間接代表赫爾利與中共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也就是五條協定草案，就是第二個“五”，“五五三” 第二個“五”。對于中共來說，這意味著這份協定是不會再改了的，蔣介石是否接受，赫爾利作為調停人應該代表調停方，去壓國民黨接受這份協議。

簽字當天是星期五，赫爾利作為證人也簽了，這個“五”其實把第一個“五”就推翻掉了。赫爾利很開心，覺得星期五是他的幸運日。赫爾利生日、結婚、第一個孩子出生、拿到第一枚勛章都是在星期五。如果這次能達成了中國協定，遇到星期五真是各種好事成雙。到重慶以后，宋子文和蔣介石直接把他“一巴掌拍地上”。宋子文告訴他絕對不會同意，蔣介石說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等于承認國民黨被共產黨徹底打敗，等于把聯合政府的控制權讓給了共產黨。

這個時候，赫爾利瞬間想起了史迪威。他擔心自己成為第二個史迪威。他擔心，如果堅持這份他跟共產黨達成的協定，蔣介石一個電報發給華盛頓，換人。他要是像史迪威也被換掉了咋辦？所以他決定向蔣介石讓步。

11月19日，王世杰向赫爾利提出三條反建議，“第一，中共軍隊整編為正規國軍，均享補給，與其他部隊同等待遇，國民政府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第二，中共對國民政府之抗戰，及戰后建國應全力擁護之，并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及委員，以委員資格參加軍事委員會。”這個軍事委員會主席是蔣介石，是個空架子，他平時從來不開會的。蔣介石從來是通過命令的方式下達指令去執行的。

“第三，國民政府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等各項人民自由。”完全不提聯合政府，只要求中共服從國民政府指揮，交出軍隊。這表明國民黨沒有興趣讓步。

然后赫爾利接受了，11月21日把國民黨的對案交給了周恩來，要周恩來去承認。周恩來說，這是要我們投降啊？這時赫爾利就賤兮兮地向周總理說，我知道你們共產黨人不想把軍隊交給國民黨指揮，國民黨當然也不會接受所有的軍隊歸你們共產黨指揮。那么能不能找一個你們雙方都信任的外國統帥來幫你指揮一下，比如說我？周恩來看了他一眼，說，我回延安去了。到這時候，就沒什么好談的了。

這個方案標志著赫爾利在中國調停信用的破產。對于共產黨方面來說，這顯示出美方沒有任何誠意去承擔一個秉公持正的角色。但是共產黨還想嘗試。1945年的1月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要求，美軍觀察組的組長雷·克羅姆利上校，向美國最高當局轉達一個消息。“延安政府希望派一個非官方的（重復：非官方的）團體去美國，向美國感興趣的民眾和官員，解釋當前中國的形勢和問題。以下完全是他們的非正式建議：只要羅斯福總統表示愿意在白宮接見作為一個中國主要政黨的領袖的毛和周，那么他們兩人或者其中之一，可以立即前往華盛頓參加探索性的會談。”

在被赫爾利擺了一道之后，中方嘗試繞開赫爾利，直接接觸美國的最高層。而且電報里面還加了一句話，上面寫著“魏德邁親啟”的電報，發到了重慶，其中引用周恩來的話來說，“絕對不能讓赫爾利將軍得知此事，因為我不相信他的判斷力”。但是這兩份電報赫爾利都看見了。后果是，赫爾利認為存在一個由史迪威將軍、高思大使，及他們的特工人員和官員醞釀的中共對美國的陰謀，其矛頭是針對蔣介石和赫爾利本人的。

1月14日，赫爾利在給羅斯福提交的報告當中，立刻開始告狀，說當時的美軍觀察團團長包瑞德要向共產黨人提供的武裝物資，要美國對共產黨外交上的承認，并且搞垮國民政府。如果共產黨這個武裝黨派得以和美國陸軍達成這樣的協議，那么我們拯救中國國民政府的努力就會付諸東流。

羅斯福當然震怒，要求馬歇爾調查此事。魏德邁報告說，有討論過這個計劃，但那只是一種假設。但是在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后，赫爾利就認為共產黨、共產黨的間諜或共產黨的同情者滲透了美國國務院，在后面搞他。后來麥卡錫主義的所謂美國國務院幾百個名單，就是政客建立在這種猜想之上。

經過這么一鬧，赫爾利和魏德邁加強了對延安的封鎖，要求不經赫爾利明確同意，美軍飛機不能運送非美國陸軍成員去延安，而且還親自審查那些所謂的意識形態記者。在此過程當中，美國的職業外交官在他們的權限范圍之內，對赫爾利這種錯誤的主張進行了斗爭，給出了各種各樣不同的評估報告。

這一側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側是極端化的、反對共產黨人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在中美兩國之間，雙方的位置中間是所謂的美國國家利益，相對而言，跟意識形態保持一段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赫爾利他們這些“反華力量”，它基本靠近的是意識形態這一端，而所謂被他們后來稱之為“中國之手”的，就是那些中國的研究者或者是同情的力量，它更加在中間和相對客觀的位置。但是從赫爾利這端來說，因為他足夠“右”，所以他看什么都是“左”的，他認為這幫人親華，其實沒有。這些觀察團，只是給出了一個很簡單的建議，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應該采取一種更加現實主義的態度，不要因為意識形態所綁定。這種綁定從中長期來看是不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這種判斷有道理，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1945年3月，赫爾利回了一趟美國。3月24日。他在會見羅斯福的時候，看到羅斯福向他出示的雅爾塔協定及其秘密議定書。經過這份議定書，他得出了一個結論，美國政府將在政治上堅定地支持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赫爾利押寶押對了。

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赫爾利在看到協定和其秘密議定書后，斷定美國將堅定支持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

另一方面，3月27日，赫爾利、魏德邁和美國的參聯會進行了討論，認為只要給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一定的援助，共產黨就是可以被鎮壓下去的。對他們來說，山溝里的 “土包子”、裝備落后武器的軍隊，怎么可能打得過我們？不可能的。但也就是這種樂觀情緒，最終釀成了一個重大的事件。

1945年的4月2日，在離開華盛頓的前夕，赫爾利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在這個招待會上，他開始撕破原先在形式上維持的中立立場，開始明確“扶蔣反共”的政策。當然這政策不是赫爾利定的，而是美國政府。赫爾利只是把它挑了出來。在這個會上，赫爾利第一次把中國共產黨和封建軍閥相提并論，指出達不成協議的所有責任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他甚至說，只要中國的武裝政黨和軍閥還有足夠的力量反抗國民政府，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聯合。

另一方面，談到蔣介石的時候他說：“在中國長期的抗日戰爭中，蔣運用了他的所有權力，然而他不是法西斯，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負是把他所擁有的一切權力，交給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是為蔣介石涂脂抹粉。赫爾利對中國的想象，取代了中國的現實。

新聞發布會是4月2日開的，10天之后羅斯福就去世了。有學者認為當時羅斯福的身體已經很差，他已經沒有能力對這么復雜的事態進行管控。赫爾利利用了這一點放大了自己的權限。有沒有這種可能？在政治授權和政策執行的時候，沒有辦法避免這種情況。但是毫無疑問，赫爾利對于大政方針的理解，和美國羅斯福為代表的核心決策層是一致的。因為如果真的是不一致的話，他會被撤的。

當然中美之間的這種變化，還有兩點值得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