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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大家好，歡迎到本期的《逸語道破》。這期從比較宏觀的視野聊聊近期的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布林肯的“餐桌論”。今年慕尼黑安全峰會上有一個類似于圓桌論壇形式的活動，主持人問了布林肯一個涉及中美戰略競爭的問題。布林肯的觀點在之前也曾提及過：“在國際體系中，要么坐在餐桌上，是桌子邊上的食客；要么就在菜單上，是屬于需求的對象。”。這是潛意識的真情實感，他認為有資格坐在這張桌子上的，只有中國跟美國兩家。而其他的一些中小國家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戰隊美國——美國在餐桌上就等同于他們同時也在餐桌上；另一種選項是成為菜單，成為予取予求的對象，任由美國選擇“烹飪方式”。這種符合西方式外交的語言表達背后的邏輯是弱肉強食的叢林邏輯。

然而就像《潛伏》里吳敬中站長的那句名言：“原來想露臉的，結果把屁股給露出來了。”在后續的觀眾問答環節，有人提問，烏克蘭94年的簽了布達佩斯備忘錄，烏方放棄從蘇聯繼承下來的核武器來交換對于烏克蘭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一種保障。而現在為什么烏克蘭在菜單上，甚至已經變成“一盤牛排”被端上桌了。

美國總統克林頓(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中)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朱克(右)于1994年1月14日在莫斯科簽署三邊聲明后

當克里米亞半島事情出來的時候，烏克蘭方面就揮舞著《布達佩斯備忘錄》，不是向俄羅斯，因為他知道這張紙是擋不住俄羅斯的，而是轉向美國政府。烏方不但相信了美方的承諾，甚至為了加入歐盟，不惜把亞努科維奇干掉，如此赤膽忠心，堅定地抱住了美國大腿，認為這個時候美方應該根據布達佩斯備忘錄啟動對于安全的承諾和保障，在克里米亞問題上“討個公道”，甚至是按照烏克蘭方面對于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理解，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應該有義務幫它把克里米亞拿回來。但事實并沒有如烏克蘭所愿，美方給出的解釋是其領土和主權完整沒有受到核武器的威脅。

同樣，俄烏沖突爆發的時候，烏克蘭也向美國揮舞過布達佩斯備忘錄，美國的做法是讓那些在“餐桌”上、被罩著的小弟，按照霸權的方式去把它拿下來。美國可以給錢、槍、武器，可以給海馬斯等“滅俄神器”，但是它不會親自下場，甚至北約都不會親自下場。

對于烏克蘭問題，布林肯提及拜登政府取得的成績，提供的援助——俄羅斯變得比現在更弱了，這就是成績。第二講共和黨使壞，沒有及時的提供援助是會有問題的。而北約是一個防御性的聯盟，因此未來的烏克蘭不需要擔心，雖然上了菜單，但可以幫你變得更安全、更強大，除了丟了的地。

布林肯想用這種方式去展現美國作為霸權的霸氣，它制定了一套基于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安排下了這張“桌子”，雖然現在中國也來到了“餐桌”邊，這是始料未及的，但美國認為它有辦法去擺平，但是其他國家要是不跟著美國，就要落入“上菜單”的結局。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衰退的霸權，美國沒有辦法單獨或者是帶著自己的盟友去堅定地、讓大家能夠信服的方式兌現承諾。當然美國自己的邏輯自洽的，它可以重新定義成功。

第二個問題就是美國的霸權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如何實現自己的成長？關鍵在于是否能抓住技術革新這樣一個關鍵性的時刻去實現生產力的釋放。如果一個國家在歷史漫長的進程當中，能把握歷史前行的方向，站在潮頭，它就會崛起，就會進入國際體系的前沿，并且在很短的時間里面實現重大的變革。

不是說中國現在已經是超級大國，而是中國國力從1840年以來，從1949年以后，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反復地在向我們證明一點。我們是從變成一盤被列強分食的菜肴的命運當中慢慢去改變，然后現在又能夠坐在餐桌邊。當時歷史上還有一塊肉被剌下來，到現在還沒能沒拿回來——臺灣。

美國霸權的衰落在兩個維度上表現得非常清晰。第一個維度就是美國的國內政治。2024年美國大選已經變成了一場全球矚目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這個事件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與坐在“餐桌”上能夠有權“點菜”的美國不相符的現象，這種變化就是非常徹底的、清晰的、明確的美國制度性衰朽的體現，如找不出像樣的候選人，兩個老先生——特朗普和拜登要打第二場，各自的毛病非常凸顯。

第二個維度表現在科技領域。我的微博上發了一個回應最近很熱的跟人工智能、超級計算機相關唱衰中國的論調：從1997年IBM推出深藍在世界象棋大賽當中戰勝人類棋王開始，包括AlphaGo在圍棋當中取得勝利，然后到Chat GPT，然后再到Sora，每一次迭代和更新都說是美國領先中國和中國就要完蛋了。但美國有沒有任何一任政府說這些偉大的技術創新是美國產業戰略取得成功的結果，是政策取得實質性績效的證據？大家天然認為這其實是不相關的。

有人可能說美國政府是不管經濟的這一塊，但至少到拜登政府這一側，沙利文在22年布魯金斯學會講，美國之前沒有有效的產業戰略，沒有能夠占據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前沿領域，因此需要形成一種產業政策。拜登政府也拿出了《芯片與投資法案》去推動美國國內的產業發展，當類似于Sora、Open AI、Chat GPT在人工智能領域，至少在輿論和認知領域代表技術發展最新前沿成效的時候，有沒有人把它歸功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如果是沒有的話，那么需要問的一個問題，美國在忙什么？

《芯片與科學法》的頒布促進了對革新的十幾億美元的投資，進一步證明從一開始講需要“先進制程芯片制造業回流美國”這么一個宏偉的產業政策變成了純粹意義上的選舉工具。它用來標榜自己取得成功的點，不管是募集的資金，資助的項目中的特點，如使用脫碳能源、太陽能，提供各種各樣的就業機會，從社區大學里面去進行投資，培養從0開始10周培養產業工人。與其說是一個完整的清晰的政策和產業領域的戰略文件，不如說從政治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上來說，它是一個選舉戰略和選舉工具，嚴格服從和服務于在選舉中獲取直接選票，而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只是一個名義。

格芯在中國沒有工廠的原因，不是因為它太先進不到中國設廠，而是它要到成都去設廠被嫌棄了，因為它是落后產能，而不是先進制程。然而這個東西反而在美國拿到了補貼，這是把握信息技術革命前沿方向、知道信息技術革命生存規律的政府應該拿出來的產業政策所合理資助的目標嗎？它是需要被淘汰的。政府用行政命令進行資源調配去扶持這樣產能的時候，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圍繞產業政策的理論研究都表明了，這樣只會制約競爭，約束它自身的發展，不利于生產力的釋放。這是一個產業問題，但反映了政治問題，是一個國家在面對生產力變革的時候所展現出來的政策和態度。

英偉達創始人和CEO在迪拜開世界政府峰會說，各國家要建立主權的AI中心。對于英偉達這樣的企業來說，它擁有真正意義上成熟的商業模式，能夠從一個市場獲得大量的利潤，支持高額的研發投入，確保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然后在這個市場上繼續獲得更高的利潤，從高收入到高投入到高產出，形成這樣一個“三高”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