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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發展的道德悖論

現代社會已沒有皇帝，政權更替在民主社會也不再靠武力。在當今世界中，國家的興衰更多體現在經濟發展上，但是執政黨或統治階層所面臨的困境其實和上述清朝的情形沒有本質差別。早在18世紀初，荷蘭學者伯納德·曼德維爾便發現國家的經濟是靠奢侈、嫉妒和欲望等私人的惡德所推動的，正如他的詩歌所唱：

奢侈驅使百萬窮漢勞作；

可憎的傲慢又養活著另外一百萬窮漢。

嫉妒和虛榮，是產業的獎勵者；

其產物正是食物、家具和衣服的變化無常，

這種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惡德，

竟然成為回轉商業的車輪。

曼德維爾試圖證明，國家只有順應而不是壓制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實現經濟發展與大眾福利。他甚至認為道德只是人的自私本性適應生存環境的產物。換言之，只有當有利于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等利益時，道德才有可能產生并得以維系，所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為他人服務的落腳點其實還是在“我”上。曼德維爾的觀點后來被亞當?斯密所吸收而形成所謂“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思想，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并引起了持續的爭議。

曼德維爾

對照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曼德維爾思想的深刻性顯露無疑。當前全球普遍鼓勵不斷創新，提倡個性化生產以及產品的更新換代，刺激消費在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是仔細想想，很多所謂的創新、個性化產品以及產品的更新換代并非總是必要的。它們不僅會導致資源浪費，而且也會加劇虛榮和攀比等不平衡的社會心理，不過這些矛盾卻成為企業發展、就業穩定和國家經濟繁榮的一種需要。

換句話說，今天主要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依靠對消費者自主權利的漠視或侵犯，來自于對各種資源的浪費而非節約上。不過，曼德維爾沒有認識到，道德衰敗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有很強的負面效應，包括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經濟長遠發展受損。一個較好的例證是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與環境破壞，這其實就是一個道德衰敗的問題，環境的污染說到底是因為人心的染污。

現代人的幸運在于擁有前人所不擁有的知識和技術，它們給現代人帶來了生活的便利與享受。但不幸的是，這些知識和技術也容易臣服于人類對于金錢和物質的追求，而并非致力于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生存的環境。

任何知識和技術，如果會使得國家和企業家減少物質財富，即便它們可以為社會和民眾總體帶來更大的福利，那么這種知識和技術也必然傾向于被壓制甚至會被扼殺。但是如果它們可以幫助國家和企業家獲取更多的物質財富，則即便它們可能會給整個人類帶來難以控制的風險，那么這種知識和技術也必然將會被鼓勵而最終會被傳播開來。這也是人類今天之所以會面臨許多危機的根本原因。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國家發展的道德悖論同樣存在。如果國家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導致戰斗精神的削弱，那么先進文明被不先進文明摧毀的可能性就會增加。正如俾斯麥在十九世紀所指出的，強國因良知的顧忌而軟弱，弱國卻因膽大包天而強悍。

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所謂的“偽人道主義”，他認為最講人道主義、最熱衷于國內進步的國家，與不顧及他人利益的國家相比，往往趨向虛弱。以此來看，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是羅斯福的忠實信徒。美國也一直強調，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該保持軍事力量在全球范圍內的威懾能力與打擊能力。

四、國家興衰的第六種理論？

由上述分析可見，人性的因素對于國家興衰的影響深刻而顯著，或許可以考慮將“人性論”作為國家興衰的第六種理論。清朝初年的君主們對于“滿洲之道”的重視實質上是提倡滿族人自我克制，這與新教倫理對禁欲的強調類似，都可看作是對人性中慣有之力量的一種抵抗。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與建國乃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最基本的一條經驗其實也是艱苦奮斗少享樂、勤勞節儉多積累，這又何嘗不是一種人性的自我克制？十九大報告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重點強調，實際也是呼吁執政黨永葆“創業精神”，繼續克己奉公，為人民福祉和國家發展更好服務。

以此作為對照，歐洲一些國家近來呈現衰落跡象的一個新解釋是：隨著世俗化的發展，過去西方之宗教對于人性的約束力日漸衰微；民主體制取悅選民的一般性手段是承諾增加福利，而這種“慣壞”選民的手段具有相當大的剛性，會難以逆轉地誘發人性中各種消極懶惰的因素；另外，歐盟移民政策的開放性，導致大量希望享受高福利和就業機會的人群涌入歐洲發達國家，這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生態。如同中國老話“坐吃山空”，消費總是大于收入，終究會陷入窮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