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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評論網(wǎng)站The Globalist總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觀察者網(wǎng)，就全球政治體制等問題發(fā)表演講。本網(wǎng)將陸續(xù)刊發(fā)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感謝大家。我們有一些相似的擔憂，關乎全球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的狀況。

我在德國出生，在美國生活了三十余年，曾經在參議院工作。華盛頓特區(qū)是個美麗的城市，然而它的悲哀在于，這個城市把自己視為全國的監(jiān)管委員會。我們看看華盛頓的社會結構，城市人口幾乎有50%是非裔美國人，其中大多數(shù)貧困潦倒，賺取的工資遠低于平均水平。而華盛頓的市中心部分，人均收入全美最高。這使人詫異，因為一般來說，高收入與生產效率和創(chuàng)造性掛鉤。然而在華盛頓，我們沒有生產出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問題很嚴重，在全球的層面上，這意味著什么？

上年紀的人或許還記得，曾幾何時美國是全世界的北斗星，人人要以美國為準繩，美國是現(xiàn)代性的國家，它定義了現(xiàn)代性。然而在電視電臺上，發(fā)展本身成為了爭議話題，我們都聽過氣候變化等等議論。曾經走在現(xiàn)代性最前沿的國家，卻表現(xiàn)出一種反現(xiàn)代性的精神。在全球體系的意義上，這很危險。如果我們回顧1920年代的柏林與上海，兩座迷人的城市都在現(xiàn)代性的道路上開足馬力全速前進，而又以相似的方式折戟沉沙。如果美國重蹈覆轍，會發(fā)生什么？在當時，魏瑪共和國有著最優(yōu)秀的藝術、科學、醫(yī)學等等，幾年之后，我們就看到了法西斯掌權。所幸的是美國不會有法西斯，但是奧巴馬雖然是所謂的民主黨，其實比老布什這樣的共和黨總統(tǒng)更為保守。

從全球體系的角度來看，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美國，進步究竟意味著什么？我認為，老布什已經是美國總統(tǒng)當中最為進步的一個了，但是對于全球體系來說，這并不是什么好事。在中國問題上，表現(xiàn)得最愚蠢而倒行逆施的恰恰是中國人，他們有一個簡單的邏輯：看看美國人，他們沒這樣做，我們又何必要這么做呢？全球體系的領導者，應當是最發(fā)達國家的領袖，應當主動施加壓力。環(huán)境和資源的問題變得日益迫切。上海兩周前的霧霾看起來與北京不相上下，我想這里沒人希望變成像北京一樣。我們都知道對于中國政治領袖來說，一個最終的問題就是，人民不想活在窒息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但是至少，中國的領導層都是工程師，而沒那么多律師，他們可以專注于問題本身。在美國，律師們全面占領政治。我本人也是律師。其實有律師和記者是好事。律師不斷思考權力結構，而記者，最核心的任務是探察并描述權力結構，報道權勢人物。而太多太多的美國記者，只會說“我認識某某大人物！”他們的描述喪失了批判性，和大人物沆瀣一氣，因此美國的新聞業(yè)每況愈下。

美國討論環(huán)境問題的時候，存在很多意識形態(tài)。我們可以聽到西海岸的硅谷，人們會說：私人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是我們的核心產業(yè)，當它們關注環(huán)境和資源的問題，我們又會統(tǒng)領全球。這種想法荒謬絕倫。因為私人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的投資模式都以五年為期，他們在五年之內注資，在五年之內收益。而環(huán)境和能源的問題，沒有一項可以在五年之內就得到解決的。要著手處理環(huán)境問題，至少要有一個三十年的視野。在這一點上，德國和中國的工程師聯(lián)合起來，他們的思考顧及整個體系，而又考慮長遠的視野。在美國，沒人這樣做，人們只會盯著收益，撈點錢就走。從全球體系的角度來看，追求這一策略并不明智。

在很多方面，系統(tǒng)思考已經是失傳的藝術。使我驚訝的是，美國的CEO，高層商務人士，甚至是工程師，都不再具備系統(tǒng)思考的能力。有人說，如果機器出了問題，我們需要美國工程師快速修好，美國工程師擅長對問題作短期的修修補補。如果要找出機器為什么出問題，并尋求長期的解決，就需要來自其他國家的具備長期視野的工程師了。在日益迫切的能源問題上，美國的發(fā)明創(chuàng)新者，常常是麻省理工等院校的教授，他們重要的科技，要么是得不到投資，要么是只有初期的投資。由于沒有資金，他們的項目只得擱置放棄。基本上，美國毀掉了自己最大的優(yōu)勢。美國曾經有最大的發(fā)明專利市場，然而為數(shù)眾多的美國發(fā)明者現(xiàn)在轉向了中國，因為中國有意愿為解決長期問題而投資。當美國發(fā)明家的偉大頭腦陷入絕望的處境，他們愿意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他們的發(fā)明。因為工程師都愿意看到他們的發(fā)明能在長期時段里成為現(xiàn)實，而不是靠發(fā)明成為千萬富翁。

當前的最大問題是，美國仍舊以世界領袖自居，所作所為卻全無領袖風范。在華盛頓，他們會辯駁說：“你不清楚狀況，我們仍然是主導者。”當然，在精細化分的小領域里，美國確實還處于領導地位。但是環(huán)顧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zhàn)，問題接踵而至。亞伯拉罕•林肯在他1861年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談到：

“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決不能成為敵人。盡管目前的情緒有些緊張，但決不能容許它使我們之間的親密情感紐帶破裂。回憶的神秘琴弦，在整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它有一天會被我們的良知所觸動，再次奏出聯(lián)邦合唱曲。”

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總統(tǒng)，為合眾國精誠合作的愿望。上周的預算案使我想到，美國內戰(zhàn)究竟何時才能結束？1865年，內戰(zhàn)并未結束。理解了幾個月前聯(lián)邦政府的關閉，你就會看到美國文化內部深遠的自我對抗。看看內戰(zhàn)時期奴隸制的南方各州的數(shù)據(jù)，再看看奧巴馬的醫(yī)療改革，一百五十年后，美國內部仍有著根本上的疏離分斷。醫(yī)改計劃只是表面問題，根本上，是人們無法和睦相處。在科羅拉多這樣的小州，那里的人會說：太多人從東海岸遷移過來，丹佛和其他城市變得太自由主義，我們是槍支文化，我們要從科羅拉多州脫離出來。美利堅合眾國的宏大目標，在現(xiàn)階段來說是模糊不明的。

一開始我就提出，華盛頓自視為全國的監(jiān)管委員會。上海人大概無法接受北京人在文化經濟金融等各方面都統(tǒng)轄全國這樣的想法。然而這正是目前美國所面對的狀況。我們看一看大機構和強權，回顧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天主教教會統(tǒng)治西方世界，包括教義和結構。教會的分崩離析，初見端倪于1517年，那一年，馬丁路德對羅馬教皇發(fā)起挑戰(zhàn)：你們的政府結構和經濟都老舊不堪，你們聚斂錢財以興旺天主教的行為恰恰毀掉了正面的天主教信仰。今日美國又處于什么地位呢？對民主的需求和競選經濟？對全球體系有基本了解的俄羅斯人，當他們挑戰(zhàn)普京的統(tǒng)一俄羅斯黨時，他們說：我們追求的是美國模式！我們有這個黨那個黨，但是就像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一樣，無非是同一硬幣的正反兩面！沒區(qū)別！我一開始就談到了，奧巴馬雖然被視為社會主義者，其實他的政治完全是出自于富人，也是為富人服務的。這和林肯所倡導的“為人民服務的，被人民選出的，治理人民的”政府理念大相徑庭。

美國政府還是一個為精英服務的政府。美國的未來，精英們到了一個非常困難的節(jié)點上，從我的歐洲角度來說，精英就是在恐慌的社會當中仍然保持高度自律的群體。一旦他們喪失自律的感覺，社會就要分崩離析。這也正是美國所面臨的問題。使我震驚的是，我對財政部和金融管理部門的朋友們講出我的想法，他們對我說：現(xiàn)在還有人對我們直言不諱，講出真相，這太難得了。就是這樣，講出真相。在《好人寥寥》（A Few Good Man）這部電影里，杰克•尼克爾森(Jack Nicholson)有一句妙語：“你無法承擔真相！”美國無法承擔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國真相（China Truth）”。它完全分解了中國的意義。

美國每每要思考重大問題，都會選擇一個微小的角度。所以眼下中國的全部意義，被分解到東海爭端的議題。美國常常這樣做，最終也能達成目標。看看關于敘利亞的爭論，麥凱恩和其他參議員突然支持武裝叛軍，進行轟炸等等。一旦他們開始聚焦于化學武器的問題，敘利亞總統(tǒng)阿薩德就表示愿意交出化學武器。美國的策略是完全聚焦于一個因素，對方不得不放棄。為獲取化學武器，其重要結果之一就是美國不得不支持阿薩德。這是最基本的政治斗爭，在我們十八九歲的學生政治當中就開始了，如果我們蠢得犯此類錯誤，那就連大二的學生會主席都選不上。

偉大的民族有這樣的智慧，他們可以和與生俱來的樂觀精神相對抗。偉大的民族總是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對他們的未來充滿疑慮。不是為了自我懷疑而懷疑，而是懷疑可能出現(xiàn)的錯誤，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可能從別人那里吸取的教訓。我愿意相信，中國的許多發(fā)展，一方面來自于內在的挑戰(zhàn)，更多的也是對其他國家所作所為的合理分析。

時至今日，美國都自視為不敗的國家，隨之而來的有兩個悲劇結局：如果你自以為無法被征服，你不會注意別人的所作所為。如果對其他國家的作為稍加關注，美國的共和黨就應當看到，在醫(yī)療改革的方面，早在1886年，保守的首相俾斯麥就在德國推行了全國醫(yī)療保險。而美國今日仍未做到這一點。當你自認為無法被征服，你也就不再努力。這對于全球體系沒有好處，中國領導人也許會感到過度自信，不再感到必要的競爭，人人都耽于安樂。歐洲的能源轉換問題就是經典案例。美國認為，德國應當占據(jù)更多領導地位，這么說的意思其實只是德國應當在軍事行動中投資更多，向阿富汗派遣更多士兵。一旦德國著手能源轉型這樣的長遠計劃，很快美國又會說：德國太冒進了，承擔了太多風險。這里有不合邏輯之處。在東西對立的背景下，我有很大的擔憂。所謂的“領袖國家”必須不斷自身努力。對此，美國既無能力亦無意愿。

美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經濟金融精英，只想過一種第三代香港大亨式的美好生活。他們財富到手，心無掛礙，一心只考慮保存資產，避免革命，可以把家財傳給兒女。但是這些遠遠不夠，美國的精英通過競選獻金控制著政治，同時，有太多的關注集中于領袖人物身上。美國電視的脫口秀上，人們終于達成一致，承認美國面臨著問題。問題隨之而來：我們怎樣處理問題？答案是什么？美國人的答案是：領袖能力。這毫無意義。因為唯一的答案是，我們該處理這幾件事，某人會影響未來，因此必須出局，通過這幾個步驟我們可以達成目標。然而這樣的辯論從未發(fā)生過。相反，華盛頓所作的卻是把問題累積起來，沒有解決問題，卻不斷說：我們需要談談。針對每個問題，都有一場談話。我們問什么需要這么多空談？因為媒體公司不再了解怎樣籌措資金，因此談話就有了商業(yè)目的。《華盛頓郵報》和其他媒體就會組織會議，由某些大公司來贊助，我們就可以來一場圓桌會議，討論怎樣填補空白，關于醫(yī)療改革的未來，關于能源和環(huán)境的未來。我們會在某個精英公司度過一整天，與會者有2500美元可以花銷，最主要的是媒體公司會從贊助公司那里得到至少二十五萬美金，他們才能開出工資來。空談八小時的工作，我們會說：咱們喝一杯吧，夠辛苦了，剩下的明天再談。這是一個極其古怪的模式。

我想問的是，民主意味著什么？這在西方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領導能力就意味著擅長演講。演講，政治和施政有效性(political effectiveness)，大多數(shù)時候彼此毫不相干。演講真正產生影響的時候，其實屈指可數(shù)，大概十年二十年才會有一次這樣的演講。必須承認的是，對執(zhí)政者的效率，服務客戶的意識，具有服務客戶的角度，可以說絕大多數(shù)中國的市長都會專注于顧客的需求，也只有滿足了顧客，他們才會獲得升職。反之則會降職。西方常常說中國政府壓制自己的人民，我無需解釋太多；西方誤解的部分是，中國當局怎樣利用社會媒體形成一種針對官員的信息反饋機制。這一點美國完全沒能理解。這基本上是一種“零售式”政治（retail politics）。這對于西方民主是一個刺激，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形式。我們有德國這樣運行良好的國家，也有問題重重的法國意大利，但是誰都沒有這樣一種信息反饋機制。

（觀察者網(wǎng)特約作者任致均譯）

著名政治評論網(wǎng)站The Globalist的首頁。值得注意的是，該網(wǎng)站對釣魚島采用中國譯名Diaoyu，圖示頭條的正文中也沒有日方譯名Senkaku，這在西方是很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