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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評論網站The Globalist總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觀察者網，就美國政治體制等問題發表演講。本網已陸續刊發演講第一、二部分，以下為第三部分。】

聽眾提問：前幾天我和朋友聊天，我的朋友來自能源產業，主要從事新油田和氣田的開采。他的觀點是，傳統的石油化工產業被很大程度上妖魔化了，例如污染、腐敗等——那不是今天的討論主題。我的問題是，哪一個產業、國民經濟的哪一個部分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而哪個產生不太應該得到大幅回報呢？在美國有硅谷奇跡、好萊塢奇跡，在中國，例如“中國達人秀”的廣告收入可能大于中國最大的工程公司的利潤，您認為這是正確的嗎？

Stephan Richter：關于這個問題有三點。第一，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重復美國所有的錯誤和愚蠢。“中國達人秀”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關于工業，金融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原因并不僅僅是政治獻金，盡管政治獻金本身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金融業的影響力并不簡單是通過收買得到的。我說過，立法機關失去了立法權，因為議員們百分之七十醒著的時間都在籌款。在沃克爾規則（Volcker Rule）之前（這項規則本身是個無可爭議的好東西），金融之所以可以不受管制，是因為金融業是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唯一經濟部門。電影業已經不是了，有很多競爭對手。

第三，關于硅谷，以及你之前問的關于能源和環境的問題。很多人忽略的一點是，硅谷其實一點都不美國。看看硅谷的模式，很多大公司是外國人、移民建立的，最多的是亞洲人。所以，硅谷為什么會建立？我有一個非常“不美國”的解釋。硅谷的建立主要依靠從亞洲到美國的科研人才，例如臺灣人、中國大陸人、韓國人、印度人，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早期，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有運轉良好的資本市場，在他們國內沒有風險資本。當時國內沒有硅谷那樣的創業條件。所以，硅谷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所以我在一開始就講，風險投資家、私募基金，這些人被高估了，因為如果它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國的事情，那就應該持續繁榮下去。

如果你沒法預測30年后的趨勢，那就收起歷史的色子。你因此必須等待大規模應用的市場，即中國。如果你看過去兩百年的經濟史，美國的優勢在于從各大洲聚集人口力量，他們將技術推向市場并且獲得反饋。而令人驚奇的是，美國現在正在主動將自己的優勢拱手讓給中國，我們甚至都不爭論這一點。我們說你們中國壞，是因為你們造幾艘船放進東海對抗日本，這對美國來說是很嚴重的戰略問題，認為這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福利。當然，說這些話的人對日本的行動沒有任何概念，對日本在這個區域里的歷史角色華盛頓也沒有任何概念。這很諷刺，因為我們有12月7日珍珠港日。“中國人來了，我們要保護日本人對抗中國人！”——這是對歷史完全的無知。

眾多高科技公司落戶硅谷（資料圖）

聽眾提問：The Globalist這個網站是2000年建立的，您創辦網站的目標和宗旨是什么？它僅僅是信息的傳播者，還是更像智庫？

Stephan Richter：智庫，一旦超過了15人，就是過時的遺跡。智庫一旦機構化了，它們就不斷追求更多的金錢。你不僅僅是一個研究者，比如你是一個能源專家，你從能源工業獲得資金，你還能對能源的未來提出什么嚴肅的問題呢？很少。如果你問得太多，兩年之內你就沒有資助了。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因為這樣離開了智庫。這是一點。

另外，當今世界最大的特點是任何事情都是虛擬的。我們有主動地招募作者，也有被動地、通過榜樣來吸引作者，我甚至可以說我最好的幾個朋友我都沒見過面，不過我和他們很親近，因為我曾經編輯過他們的文章，你可以通過這樣跟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這是第二點。

第三，這個網站的一個動機就是英語并不屬于某一個特定的國家，特別是，英語不是英美媒體觀點的財產。你可以用語言來推進很多具體的價值。

這和第四點密切相關，這對我來說很諷刺因為我是個德國人，不過我是一個“改革了的德國人”（reformed German），The Globalist存在的前提，是地球上沒有一個民族比另一個要優越。不過，很少有民族會認為自己不是最優越的。世界需要消除這種優越感，因為兩個原因。其一，這會導致傲慢，其二，會導致沖突。傲慢意味著你不再努力。例如美國例外主義，西奧多•羅斯福，將美國主義（Americanism）和全球主義（Globalism）對立，他說，我們應該永遠不要忘記，不是我們美國人民是例外的，而是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是在例外的情況下誕生的，例如土地、資源和經濟活力。而這一點在今天已經被完全忘記了。

第四點，要相信比較的力量，如果你考察歐盟過去三十年的經歷，盡管有歐債危機，但是總體來說比較成功的原因就是，各個國家會把自己和鄰國做比較，從而更加有動力進行改革。政治家可以把責任推卸給歐盟，他可以告訴選民，布魯塞爾讓我們這么做，從而推行不受歡迎的措施。我們一直試圖通過全盤思考來超越國家中的左右之爭。

我們是非營利性的。我們的目標不是最廣大的受眾，我們的目標是影響力。我們的受眾組成有些奇怪，從高中老師到精英分子都有。上周我的兒子在香港參加一個會議，他向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曾擔任WTO總干事的法國人）介紹自己時，拉米說很高興認識你，我看The Globalist網站上對每一個問題的分析。影響力在我看來體現在一點上，即很多人在默默地轉載我們的文章。比如三個星期之后我們的文章悄悄出現在了《華盛頓郵報》上。這時候我的朋友會對我說你怎么不去告他們，我說，不，這就是影響力。很多在《華盛頓郵報》內部的人會說你們在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關于影響力的問題，是如果你打開我們網站的“media”部分，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很多文章出現在了很多國家的傳統媒體上。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認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區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媒體和壞媒體的區分。例如《中國日報》（China Daily）經常轉載我們的文章，這是需要一些勇氣的。如果在美國說這篇文章在中國發表了，人們的反應是你不是在開玩笑吧。我們網站和你們網站一樣，都需要集中我們的資源來展現一種洞察力，來理解世界的途徑。如果你和赫芬頓郵報比較，它們像是金融中的高頻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只是不停地往外拋東西。自從我建立了這個網站，我不想通過文章數量來競爭，我們的編輯標準是放上去的文章至少有一年的壽命，我們不會評論一些一年之后就沒有價值的東西。這是我們控制資源的方法。

我一直驚奇于兩件事，第一，媒體對比較是如此不關心，盡管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很多人類行為都相互融合了，或者是來源于同樣的原因和有同樣的問題。所以看別人是如何處理問題的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媒體做得還不夠。第二，媒體文章應該更短更簡單。記者有時會喜歡炫耀自己知道得多、寫得多。

聽眾提問：剛才你批評美國政治之所以僵化，是缺乏feedback system（反饋機制）。那么，你做這樣一個網站，這么多的傳播，你怎么保證你自己是正確的？這是所有媒體人都困惑的。你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個人對一千萬人講，那么，為什么你是正確的？僅僅是反饋機制來保證，還是有其他實踐？

Stephan Richter：我覺得這和“別跑到自己前面去”（Don't get ahead of yourself）有關。幫助我們的最重要的編輯原則，就是只是簡單地問自己：“這到底哪兒出問題了？”我每天讀很多報紙，我總是會不斷地提出：“為什么他們不問這個問題？”“他們為什么可以做出這樣的論證？”我會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可是他們完全忽略了它。媒體在今天的生存處境，幾乎像是一種古典文本，這是有關于基本的思考和溝通技巧。你必須有勇氣追隨這個問題：“這到底哪兒出問題了？”然后你就通過某些你所熟悉的學科，法律、經濟、文化或者其他，你就問這些問題。

媒體不要人云亦云，跟著大多數人的觀點走。我覺得這是一個猶太民族的特點，他們的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總是少數派，并且總是堅持去探究一些關于人性以及其他學科的很根本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原則。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總是試圖在署名和不署名之間做一個平衡。

另外一點，就是我不希望大家都跟我想得一樣，這很無聊，但是我希望你說服我，讓我覺得很有興趣。新聞報道準確地理解，應該是終身學習。你必須質疑一切，這是你如何進步和發展的途徑，也是獲得樂趣的途徑，即發現不同。每看一篇文章，我都會問，我有沒有在里面發現在別的地方沒有看到過的新東西？

我們做的不是調查類的新聞媒體，那些可能需要因為各種法律的原因而保持極端謹慎，而好的新聞媒體總是秉承這樣一個原則，即所有知識、所有洞見都已經在那兒了，你要做的只是把它們拿過來。我記得，在The Globalist之前，我給某個管理學通訊寫稿，我記得我寫了關于GE Capital的東西，那個企業的CEO突然對我說：“誰告訴你這些了？我這里有《新聞周刊》、《福布斯》、《財富》的記者，他們每天跟著我跑而沒有人寫出來你寫的東西。”我對他說，先生，新聞報道里有一樣東西很重要，就是思考。你要觀察觀察再觀察，然后，要么你就明白了要么就不明白。所以，并不是說你為某個問題投入多么大的人力物力（你不可能在《福布斯》或《財富》上找到某個CEO的負面新聞，除非他已經入獄了）。如果你不做那類調查類的新聞（這些新聞對公眾來說也非常無聊），而大多數人都太忙了，因此需要有人去問一些他們自己可能也會問的問題。

美國的記者很多時候都誤解了他們的角色，美國的新聞報道都是甲乙丙丁各自說了些東西，然后并沒有一個結論。我經常說，記者至少應該和汽車技師一樣。汽車技師有三個功能：首先，他分析問題；第二，他對如何修理汽車提出他的意見；第三，他給你信息。一篇報道也應該按照這個順序來。但是美國的新聞報道將分析、意見與新聞分開來，而歐洲的報道永遠不會將分析和新聞分離。這種分離對媒體的未來并不好，因為新聞是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的，而媒體的附加值就是對新聞進行的分析。

在美國，權力不希望新聞被分析，因為這會產生偏見。一旦進行分析，你就會與強大的既得利益對抗。這在美國是重大的挑戰。我曾經參加PBS的“新聞一小時”，事后編輯對我說：“如果我們不喜歡你，我們就不會再邀請你第二次了。”我問：“哪里出錯了？”他們說：“你說的東西比之前采訪準備時不一樣。”現在的新聞中有很多經過編排的角色扮演，所以我現在再也不看星期天劇場了。而這對我們媒體來說是個好事情，因為別人干的角色扮演的傻事兒越多，人們就越需要一個綜合者，有勇氣問出一些可能會令人難堪的問題，“這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記者，斯通（I. F. Stone），他自己撰寫和出版通訊，他有一次被問到，他是如何發掘那些國家秘密的，斯通說我不知道你這是什么意思，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在那兒，你只需要去讀、去發現。你要理解“服務”的含義，人們都是很忙的。比如你的姐姐可能是個牙醫，對社會科學毫不了解，你要用幾句話讓他們理解你在干什么。這就是檢驗，不是為了唬住別人，而只是一種公民服務（civic service）的功能。

聽眾提問：剛才談到的多是技術性問題。美國很多商業性的媒體，那么對于這個編輯部來說，只要老板滿意，不違法，掙到錢了，政治正確，就是成功的。那他這樣，BBC也是這樣，不需要掙錢，沒有老板，每天也有很多觀眾，那么這個怎么保證正確？前面那些不需要考慮正確，只要老板滿意就可以了。你怎么樣證明你是正確的？你的目標是什么？

Stephan Richter：正因為你不知道，這就是你的工作有趣的部分。如果我讀到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我會覺得非常有趣。在中國的語境下我覺得更需要不盲從其他主流聲音，因為這個文化需要努力認識自己。關于民主等東西可以問很多有趣的問題。而商業媒體的一個特點就是廣告模式要求你在適當的時間拿出適當的東西以滿足特定客戶的需求，比如一本關于打獵、劃船的雜志，有非常特定的受眾群體。這種模式是非常無聊的。這也不是社會需要、聰明人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做的是一項很高貴的追求，但是如果要進行商業化運作，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的合作對象有全職工作者，不過他們的創造力在他們的工作中無法完全展現出來，例如在大型咨詢公司工作，但是不能在那里有什么原創性的思想。我們有一個合作伙伴曾經是一個大型咨詢公司的合伙人，不過僅僅因為他具有建設性的思想而不得不離開公司。這是不被公司允許的。非常諷刺。

我們為什么還繼續做它？因為這是一種機遇、一次機會，這是過一種有用而建設性生活的方式。當然我們在報酬方面也保持操守，要做很多工作。我的兒子經常在這方面批評我，因為他總是說“爸爸你應該堅持當律師的。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與別人爭論，任何人都無法在爭論中打敗你，如果你一直是律師，那我們會變得很富有。”我就跟他講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區別，因為事實是，那些法律人的智慧總是為非常具體的利益服務，而往往這樣是違反公共利益。這就是為什么法律服務如此昂貴。但它對公共利益沒有什么好處。

你們現在面對的是什么樣的限制呢？假設，我是中國領導人，我意識到中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并且有著巨大的人力潛力（human potential），某個時刻我會意識到我應該讓人們變得更自由，讓他們自由表達，這樣他們能夠走上創新的軌道，你們在每天的工作中對這一點有何感受？

聽眾回答：我來簡單回答一下。如果你能夠閱讀中文網站，它們其實是非常有創造力的，非常自由，甚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因此，幾個月前在《外交政策》上有一篇文章，在提到中國的互聯網，說這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謠言人民共和國”。所以，并不是嚴格被法律管制，每個人都能說自己想說的東西——直到差不多六個月前，中國政府意識到這已經太過分了，我們需要有一些規則約束。第一個被抓起來的人叫“秦火火”，他造謠三千多次。另一方面，你說得對，在某些領域，我們可以變得更加大膽一些，有時有一些不必要的自我審查。

Stehan Richter：我對《紐約時報》的看法是，它類似“普魯士國家通訊”，這是一份19世紀的報紙，十分拘泥于自己的方式，堅信美國是最好的。而你看看《紐約時報》國際版，基本上就是，你們這些國家，應該如何如何做。這是一種錯誤的視角。就像我剛才說的，你認為自己比其他國家更優越、是不可戰勝的、例外的。

很多給《紐約時報》寫稿的人都是哈佛畢業的，他們會認為自己因為是常春藤學校畢業的所以很特殊。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分歧，我對《紐約時報》的批評比你們更加嚴厲。我基本上認為，你們可以問更加激進的問題。我自己在美國的經驗是，我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然后我會被認為是很激進的。我們總是想要追尋到根本。（完）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任致均、李維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