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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方制度模式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于選舉程序。于是候選人都把精力放到選舉而不是治國。競選是如此，當選后要連任也同樣是如此。其執政的著眼點都是短期和急功盡力。

2011年法國積極卷入利比亞內亂，就和薩科奇希望以對外戰爭的勝利爭取連任有關。奧朗德執政期間多次對外動用武力，包括主動向伊斯蘭國開戰也都和拉抬自己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后果卻由整個國家承擔。

剛剛結束的法國大選中，盡管長期以來法國經濟缺乏競爭力，一直處于困境中，但執政黨社會黨的候選人阿蒙仍然提出這樣的競選綱領：許諾通過向使用機器人的公司征收機器人稅，向每位成人公民發放每月750歐元的生活津貼。這一政策乍一看關照到了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機器人稅將會把法國的先進制造業趕到周邊國家，將更加削弱法國競爭力和國力，所有法國人都將為此買單。

由于政治人物熱衷于追求短期效應，置國家長遠利益而不顧，這就可以解釋一個現象，何以現在發達的西式民主國家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甚至是零增長或者長期負增長？何以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債務累累？

西方常用的說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基數增大，各產業飽和發展，增長必然緩慢。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還是體制的活力被遏制。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收集了近100個國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數據并加以分析，它的結論是：“當人們的政治權力水平較低時，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有助于經濟增長。而實現了適度的民主制后，這些政治權力的擴大將會阻礙經濟增長。”原因在于“過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經濟增長”（尼爾.弗格森《金錢關系》331頁）。因為擁有選票的民眾只樂意于分配財富，而反對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稅收、減少福利。所以歐盟人口僅占世界的9%，國內生產總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開支卻占世界的50%。美國只占世界人口5%，卻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資源，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然而，一個無法實現增長和持續的社會其命運將如何，這不難得出結論。

西方選舉中的政治人物，往往只在意眼前利益

第三，西方通過選舉產生人才的模式已經落后于時代。

西方民主選擇人才的邏輯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選上去再檢驗。不勝任就在下一次選舉時進行更替。在世襲皇權時代，這種模式有其優越性。皇權制度下，如果遇到一個好的執政者，國家萬幸。如果是一個壞皇帝，也只能等到他終老才能更替。所以，當時西方的發展要遠遠好于其他皇權制國家。

但和今天的中國相比，西方模式的優越性已經成為弊端。中國一方面也已經實現人才的定期更換，另一方面在選拔人才上則勝西方一籌。中國的邏輯是只有在一個位置上表現優異或者至少勝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檢驗之后才能夠被選拔到更高的工作崗位。而且只有通過類似的一級級的淘汰選拔，最后由八千萬黨員中最優秀者進入常委。中國不會出現先選上試試，不勝任就換下的情況。畢竟，治理國家不僅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從這個角度講，把整個國家當成試驗品的西方人才邏輯顯然過于草率和不負責任，而中國則十分的謹慎。

事實上從本質上看，西方選舉模式產生人才的體制和中國過去的世襲皇權體制類似：如果運氣好，碰上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就能帶領國家進步。如果運氣差，則國勢立衰。克林頓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顯的寫照。雙方唯一的區別就是西方有任期限制而已。

第四，在西方現行體制下，最優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于從政。這也是西方無法選出優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時代，精英獲得財富的能力、速度和領域迅速提升和擴大。但政界則由于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應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后，決定從全社會招聘副市長。結果來了一個應聘者，一問對方目前年收入幾千萬，立即讓其走人，說臺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這樣高的收入。再來一個應聘者，一問也是收入遠遠高于官員薪資水平，也不得不將之拒之門外。最后選出的人才素質可想而知。眾所周知，人才都是跟著資源走的，政治領域資源遠遠少于經濟界，其人才素質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無底線的選舉過程令優秀人才卻步。

任何要角逐公職的人士都必須面對兩個挑戰：一個是私生活不復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隱私都將曝光于世人面前。但只要是人，都會有七情六欲，有弱點，有過失。這本是正常的現象。但只要從政，則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二是選舉期間激烈、不擇手段的攻擊和各種陰謀陷阱。

2017年法國共和黨剛剛通過黨內初選推出前總理菲永為候選人，就被媒體曝光菲永擔任議員時雇用自己的太太和兩個兒子擔任助理的丑聞。雖然此舉并不違反法國法律，但卻在道德上被重創，形象大損的菲永支持率隨之下降。菲永指責這是左派發起的“體制政變”，把選舉從政策之爭扭曲成私生活的攻擊。

第五，盡管西方無法選出優秀的人才，但由于體制的原因對有限政治人才還存在巨大的浪費。

由于政黨對決，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為切割成幾個部分，并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 一個杰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總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對大眾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不以能力大小為標準、扭曲的選舉過程、無法從全國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屢屢犯下如此之多的低級嚴重失誤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方之所以同時面對如此之多的危機而且遲遲無法化解，除了體制性人才逆向淘汰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把一個時期形成的價值觀推向極致，形成僵硬的教條，限制了整個社會的改革能力。其實西方奉行的許多價值觀之間是有張力的。如自由與安全。自由絕對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為代價。公平極端化，必然會犧牲效率。正確的做法則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在各種價值觀之間進行平衡。假如恐怖襲擊是頭號威脅的時候，就要壓縮自由。當經濟處于危機之時，就要以效率和發展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