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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年，中國改革取得了多少突破

簡而言之，五年來，新一代領導人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或者由于偏重發展和效率，或者放任市場經濟對社會領域的滲透等等原因產生的積弊進行了毫不手軟、激烈的大掃除，相當于針對整個國家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透視和治療。

政治上，改變了中國的游戲規則。這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反腐，二是全面從嚴治黨，三是司法改革，四是加強領導力。改革開放以來就被民眾強烈詬病的頑疾“三公”（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整體上被迅速根除（盡管不排除以各種隱蔽形式存在的個案），官員猖獗的腐敗也得到有效遏制。

全面從嚴治黨則涉及到各個方面，除了反腐還有重建政治規矩、政治紀律，這也體現在對四大意識的強調（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從信仰到黨風、領導干部的家風到用人機制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和變革。回顧五年，一共制定、修訂了50多部黨內法規，力度之大可謂空前。

司法改革主要有：建立司法責任制，法官、檢察官獨立判案并對案件終身負責；為提高法官質量和專業化水平，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完善法官選任制度以及法官員額制；為盡可能減少冤假錯案，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強調證據的程序合法性；為排除地方政府干預，實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避免地方因素影響，建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杜絕“人情案、金錢案、關系案”，頒布《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改變立案難的立案登記制度。習近平多次強調“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防線”，由此可見其重視程度。

司法改革的另一個收獲就是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開始得到糾正。自十八大以來，已經有34起案件經過嚴格的程序，令嫌疑人重獲清白。另外與時代脫節的法律也被廢除，比如勞動教養法。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加強領導力既有象征意義的“核心”、“領袖”、“思想”等提法，更有實際意義的各種領導小組的成立，也有自2015年1月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匯報工作。相對于此前分權、且效率較低的“九龍治水”，目前的加強領導力是另一種嘗試，而且已經取得明顯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制度改革，十八大以來，一共取消和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618項，提前完成本屆政府減少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清理規范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323項，取消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434項、削減70%以上。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層面核準的投資項目數量累計減少90%。

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共產黨的黨務與國務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黨建設好，有凝聚力和行動力，才有治國理政可言。

經濟層面，戰略上提出新常態，強調定力和改革耐心，不再搞相對低效的強刺激。策略上提出供給側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同時把市場的地位從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提升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在15個領域進行60項重大改革，并迅速得到實施：2014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370個改革方案；2015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101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415個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97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419個改革方案；2017年上半年，中央深改組已審議60多個重點改革文件。這其中包括事涉國家安定和未來發展的“單獨二孩”、延遲退休、教育改革、養老體系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11個方面體制改革，圖片來源：人民網

在經濟艱難轉型升級的同時，展開了脫貧的最后攻堅戰。2013到2016年四年間，一共5564萬人脫貧，成為全球減貧火車頭，并將于2020年完全消除貧窮。

軍事上，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改革。這包括2016年1月11日，中央軍委將原先的軍委領導下的解放軍四總部體制改為中央軍委多部門制；2015年12月31日，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正式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軍隊拋棄了大陸軍主義，打破了陸軍高于其他軍種的模式。2016年1月，撤銷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全軍政法委員會，組建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2016年2月1日，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2016年9月13日，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2017年4月27日，陸軍集團軍將原來的18個集團軍調整為13個集團軍。

以上皆為內政，可以說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對中國各個領域存在的難度巨大的問題都進行了有效的、針對性很強的改革，其歷史性貢獻有目共睹。

外交上，從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從鄧小平“為發展服務”轉向“為民族復興服務”，從鄧小平“地區大國定位”到現在的“世界大國”定位，特別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超越了西方以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國際關系。

具體說來則有突破性、創新性、多贏的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國際事務上，面對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挑釁，在東海、南海強化了自己的權益。

當然中國外交上的變化，也引起很大的爭議。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是不是太早，過多的損耗國力和精力，也為和平崛起制造新的障礙。畢竟以中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內政永遠是第一位的，國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倒中國。但從和菲律賓博弈的最終結果來看，中國當初堅定的外交策略是正確的。這里面固然有“運氣”的成分，但沒有初期的堅持，也不會有后來菲律賓選舉之變。

如此卓有成效的治理，其經驗必然在十九大上得到反應，也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新基礎。可以說，黨代會對中共是重要的，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是重要的，而要理解這一點，過去五年是必要不可少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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