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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四十年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多個前所未有的奇跡：最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最大規模和高速的工業化、持續時間最久的高增長、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的完全和平崛起。

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傳統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復興，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絕非單一原因所能解釋和涵蓋。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和改革開放時面臨的時代因素，更有特定時期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甚至還要如同當年的美國崛起一樣，要有一點運氣。

2018年1月1日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基因性因素

中國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勞。二是高儲蓄率。三是崇尚實用理性、選賢任能帶來一個務實的高質量官僚體系。四是獨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于地理和氣候條件，中國形成了典型的農業文明。這決定了民眾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維持溫飽。由于靠天吃飯和自然災害頻繁，也令舉國上下養成了節儉和高儲蓄的傳統。同時由于長期的國家統一過程（春秋戰國）和超大規模導致的治理難度，使得實用理性、賢能政治成為中國的傳統。這一方面體現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上，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了高質量、實事求是的官僚體系。

歐亞大陸農業帶分布圖

也正是由于這個歷史和地理條件，使得中國政治成為各大文明的例外。這包括民本、無宗教的世俗社會、政治權力為單一中心。同時代的文明要么是希臘的民主，要么是忽視民眾利益的“君權神授”和“朕即國家”，要么是宗教、貴族和政治權力三個中心博弈。

事實上，中國的文明基因并不僅限于這幾個方面，比如“必須不斷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國文明之初就已經產生。三千年前，《詩經·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上四個最重要的基因性條件在中國進入工業化時期發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中國有著龐大受過基礎教育的勤勞勞動力，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中國工業化提供巨額的資本以及抗擊各種危機的能力，而高質量、務實的官僚體系則令中國能夠與時俱進迅速適應工業化、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挑戰。中國獨特的政治傳統，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資本對國家的控制與影響，二是可以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進行艱難和必要的改革。這兩點，西方至今都沒有解決。

歷史性因素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再度恢復統一和主權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過去不同的是，這種有效管理直達過去皇權時期鞭長莫及的鄉村基層。這應該歸功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指導思想，建立了組織性、紀律性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它對中國的特殊意義在于成功改變了中國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會的高度組織性，使得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行動能力。

二是國家主導下的全方位建設。工業上，以壓制農業為條件的強制性工業化。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到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軍事上成為核國家，確保了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農業上，遍布全國的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中國今天95%以上的水壩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設的；教育上，通過大規模掃盲，令識字率上升到90%，從而為改革開放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滿足需要的勞動力。除此之外，實行土地國有和集體化，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能夠順利推行創造了條件。

三是治國的經驗教訓和意外后果。

這包括對計劃經濟的清醒認識、“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兩次對地方經濟放權、文革災難反促成了改革的高度共識。

中國傳統上是單一制國家，但在前三十年卻有中央和地方的兩次分權。從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屬企業的工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從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從29%上升到55%。大躍進失敗后，又開始收權。文革期間，中央權威受到極大損害，社會失序造成事實上的權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經擁有相當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建立了各自比較獨立的經濟管理體系。這些都為改革后的放權創造了條件、積累了經驗。

中國擺脫計劃經濟之所以比前蘇聯東歐、印度更早更快更成功（印度九十年代才開始放棄計劃經濟），很重要的歷史性原因即在此。

時代因素

改革開放啟動時的時代條件則包括：一是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西方開始在全球進行產業和資本的轉移。當時西方對新市場的渴望難以言述。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建國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在與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建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愿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一些州長（不是總理）表示可以提供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貸款給中國。放到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簡直不可思議。假如今天再有國家要搞改革開放，就難有中國當時的條件。

1978年，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圖為谷牧一行到法國

二是冷戰仍沒有結束，中國和西方成為對抗蘇聯的盟友，獲得了西方的市場、技術和資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發生海戰，美國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蘇聯一邊倒的譴責。這和今天俄羅斯保持沉默、美國積極譴責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