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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中國與世界、東與西、古與今的復雜關系也日益清晰地呈現出來。時移勢易，基于中國立場與視角的去學術殖民的話語體系的建立變得有必要，也有可能。

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年以來西方話語的強勢傳入，以及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西方話語在新興社會科學領域的大規模引進，在在值得我們回顧反思。同時，如何深入中國文明的內在肌理，從大的歷史尺度看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的歷史連續性，建構中國話語體系，更加有機地表達中國并與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對話，這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

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話語”，旨在聚焦于建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自覺意識，展開跨學科探討，立足中國文明及國史經驗，從歷史進程、思潮濫觴、概念傳播、話語流行、社會變遷、文明復興等諸方面深入挖掘，從中領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專題根據現場發言整理而成，并經發言人修訂。篇幅所限，部分內容未能收入，內容編排并未完全按照發言順序。

蘇力教授演講現場（圖/開放時代雜志）

【文/蘇力】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魯迅先生的這句話準確描述了我的此刻。

就本屆開放時代論壇的主題而言，我好像一直有準備，可以說些什么。我一直有這一學術追求，追求中國經驗的自我表達。我也一直認為，中國學者完全可能對此有所貢獻，不僅能解說中國的本土經驗，其中有許多還一定具有普遍意義，可用來理解和解說外國的經驗現象，發展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論。

自打1992年我回國任教北大以來，我的所有研究和發表，好壞另說，也不論學界尤其是我置身其中的法學界的辯駁批評，始終貫穿了這一追求，自覺且堅定。這一追求也一直推動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及領域，了解和嘗試著不同的學術傳統、思想資源和方法。我也翻譯了不少英文著作，目的就是為了推進法學研究的中國立場和視角，客觀上則促成了我的基于中國經驗的研究和表達。

中國話語問題，在我看來，是要許多學人對于各自的日常經驗始終保持基于熱愛而發生的深刻關切和高度敏感，并以此為基礎做出好的研究。這里說的熱愛，不是贊揚，而是一種割不斷的情感聯系，甚至是冷靜。就像對自家孩子，你可能揍他幾巴掌，卻無法舍棄，你會為之仔細謀劃和盤算。這根本就是一個沒法抽象概括談論的問題。說句不好聽的話，抽象討論這個問題，有社會意義，卻幾乎沒有學術意義。這是我感到空虛的原因之一。

如今有不少中國學人出于種種原因在學術上是看不見或看不上中國經驗的，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當代的中國經驗。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就是一堆積淀的錯誤，包括我們自身也全都是錯誤，其唯一的意義，只是為了證明他們今天了解的某些東西和他們信口開河的批評是遠見卓識，證明他們已經接近甚至接觸了上帝或真理。針對這一點，從宏觀上在中國學界提一下“中國話語”，提一下包括學術在內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強調一下中國立場和視角，敦促學人尤其是年輕學人關注一下自己身邊的經驗，在輿論宣傳上對抗文化虛無主義，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但是，這只是社會意義。這種提倡或強調，或討論，也許會改變一些學人的說法，但沒法真正改變他們的觀點或成見。

有些人，由于種種原因，幾乎從一開始接觸西方的某些概念、理念或命題，就覺得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然后就不斷重復，一輩子都在這般重復，還自以為是對真理“忠貞不渝”。如果有學人到了我這個年齡，即便就是更年輕一些，還一直固守那些所謂正確的或高大上的抽象語詞、概念或命題，將之當成終結了歷史的學術和研究，就不可能指望他們還能理解歷史中國的學術理論表達，也不可能指望他們理解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和經驗，更不可能指望我們在此的討論，可能說服或激發他們以中國經驗為基礎，來發展中國的學術和理論。

其他學科可能稍好一點，法學界問題會更大一些。因為法學界從一開始基本就研究法條，研究規范，并且是抽象研究，自然可以甚至就應當一心追求高大上，而且也沒有經驗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來挑剔規范可能隱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