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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第二十一屆開放時代論壇于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吉林大學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知識生產。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有力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同時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學術繁榮提供了持久動力和深厚沃土。如何用歷史的、比較的、實踐的眼光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進行理論創新和知識生產，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概念化、理論化、知識化，既是破解當代中國發展之謎的關鍵，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探索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途徑，為構建現代化新范式提供了中國經驗。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知識生產，既需要合理的學術分工，也離不開跨學科、融學科的交流與合作。研討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知識生產的可能路徑和有效方式，將推動學科性學術向問題性學術轉型。

本組筆談由發言人根據現場發言整理擴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發言人的報告內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發言人提交了論文，本刊將擇優陸續刊出。

朱蘇力：一個文科學人如何面對中國的現代化

我不習慣，甚至害怕，現代化與知識生產這么宏大的問題。我習慣從瑣細處，從邊邊角角，甚至是雞零狗碎中，發現自己覺得有意思的問題，講點道理。

甚至我不覺得文科，包括社會科學，生產的都是知識。其中肯定有知識，能啟發人，值得傳承。但不是啟發人的就是知識。許多民間諺語就很難說是知識，除非你明白其中道理。甚至，我對《論語》和其他許多經典也是這么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知識嗎？也算，但更多是告誡，是規矩，要人記住，照著做就行了。我的經驗也告訴我，但凡需要銘記的，往往是因為不懂其中的道理，真明白了，就不會忘記。能不能做到，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是了解社會生物學后才算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再將之當成一個道德信條。當年我曾很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來才發現，抽象來看，這就是強調社會角色的責任和相互協調。即便如此，別忘了《論語》中仍有許多不是知識。“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是知識嗎？罵人就是罵人，盡管在物資注定且永遠稀缺的早期農耕時代，這話還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我其實一直有偏見，重理輕文。但偏見不是偏見的結果，偏見也有其根據或理由，就因為我很在意中國的現代化。討論近現代中國的法治變革，從宏觀到微觀，我都沒法不談中國革命、社會變遷和現代化。這也不是選擇，就因自清末以來中國面臨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現代化。要講清（或我認為的“講清”）當今中國的諸多法律制度變革和麻煩，不可能不注意這個時代背景。但缺乏足夠的自然科學知識，我最多也只能“事后諸葛亮”，回頭看看來路，沒能力展望、預測和應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變量實在太多，許多還在路上，有些也許剛剛萌芽，變量互動的長遠影響究竟如何，真不是基于過去的經驗就足以產生務實有用的知識的。天不變，道才不變。個人的學術研究真要面對中國現代化問題，而不只是文字演繹相關文件的要點，即便胸懷理想，加恪守學術，也遠遠不夠。

而且，盡管知道“價值無涉”，甚至就因知道，我更沒法假裝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上價值無涉了。我的存在塑造了我的前理解或前判斷。哲學闡釋學告誡的認知的闡釋循環對我毫無幫助，也許我的視野擴展了，但我的判斷仍是那么不可救藥。最殘酷的真實不講邏輯。

這與知識生產或學術的品味無關。我其實在意的從來都是“有沒有意思”，“是否好玩”，在學術研究上我一直是興趣主義。不幸的是，但也幸運的是，即便從很政治的問題，我也能察覺并拓展自己的學術興趣，或相反，從純學術甚至藝術的問題，也能察覺其中的政治功能或意味。

沒人認為書法會與我的法學專業有關。我就是憑直覺判斷，然后在文章中論證了，書法在近現代被塑造成藝術，看起來也好像是藝術，但在歷史中國，其實更多是一個社會機制，其功能是確保大國的“書同文”，確保準確有效的上下交流和各地交流，這與歷史中國的“文治／法治”有關。鑒于當代中國人，小學生或除外，幾乎都通過計算機輸入實現“書同文”，我的結論是：因為現代化，書法失去了其傳統的“書同文”功能，在邁向“藝術”的同時，也正大步邁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列。

說這些話并不離題。在尊重這次論壇主題的前提下，我力求依據自身經驗，剖開并展示中國現代化實踐可能給我帶來的困惑和麻煩，正視并端正我的態度。

中國現代化實踐不可避免，也應當從各方面重塑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我看來，現代化首先是社會生產力大發展，其核心是科學技術大發展。三屆和四屆全國人大都提“四個現代化”，首先是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人文社科。鄧小平后來則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鑒于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生產力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可以說，這在中共黨內高層是共識。毛澤東一直就是這個觀點。在家書中，他叮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惟有一事”，趁年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要談，“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2]“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澤東都特別提出改造中國當時的大學文科，甚至明確強調主要是辦理工科大學。[3]針對所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說法，毛澤東強調：發明火、發明蒸汽機，以及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才是人類歷史上幾次最大的文化大革命。[4]

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這條路是必須的。從共和國70多年的歷史中，從我們的父輩到晚輩這幾代人的生活經驗中，也會發現中國現代化正帶來各種知識需求和生產的變化，以及社會的變化。廣義的文科，包括理論導向的社會科學，也包括應用導向的如法學、管理學、新聞傳播等，變化相當顯著。有的學科差不多完全更新了，有的學科名稱沒變，但原先的知識已邊緣化，有的學科甚至變得很接近理工科了，如心理學、圖書館學和考古學。而對于剛升級為一級學科有博士授予權的“書法”，也有攻讀者承認社會“存在感”很低。[5]“百度”上如今仍能搜到電影文學劇本的詞條，但出版的這類文本消失多年了。我最后閱讀的有文學可讀性的電影劇本是《陽光燦爛的日子》。[6]如今有誰還會去寫作并出版這樣一個劇本？影視時代總體而言是拒絕文字敘事作品的。人沒變，是技術變了，更易迎合或配合普通人的視覺感官。再過十年，靈境游戲會不會取代電影？人工智能技術會不會令許多演員失業？后面會談及的“顏值”會不會因此失去意義？

姜文等：《誕生：一部電影的誕生》，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相關科技發展也可能令許多文科學人失業。因為今天有大量人文社科學術成果缺乏個人學術創造甚或印記，真的算得上是產品了，只是既有信息的匯集和重組。從理論上看，以人工智能替代這類所謂的知識生產指日可待。美國就有律所用機器人替代法學院畢業生，檢索先例，查閱論文，撰寫律師建議，更完整、全面、精細、迅疾和靠譜。法學專業教育的前景因此堪憂，時下熱門的法學專業學生，此后就業可能有麻煩。關羽為何不騎赤兔，提著青龍偃月刀上陣，就因“寶馬沒有兵器靈（冰淇淋）”。[7]“ChatGPT”（一種聊天機器人程序）生成的這個段子，令我樂極生悲——打碎了我曾經的疑惑：人工智能，它能抖機靈嗎？

我先前認定只有人才能做的事，至少有些，如今人工智都能做。那么，人文社科就有麻煩了：學術對于一個學人還有什么意義？真如兩百年前項廷紀的那句名言嗎，改一個字，“不為無聊（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這主要是未來學人的問題。對我，這不是個問題。沉淀成本太高了，學術成了我的職業病，即使看穿了，也沒法放棄這個呼吸機。此外，眼下人工智能還沒走到那一步，還有時間和空間容我茍延殘喘。

而且，我還心存幻想。就算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回答問題，在我看來，真正好的學術或知識生產也首先要有好問題，以及隱含在提問背后的思路。人工智能，還不大可能自動去研究“風馬牛是否相及”，除非有人提出這個問題。許多真有意思、別有洞天或影響廣泛的問題，仍可能要有人提出，在最不成問題的地方。而眾所周知，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比回答問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