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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公共利益，法律要求人民臨時讓渡出個人信息自決權，允許法定公共管理部門合理使用個人信息。可以說，相比其他各國，大數據應用是中國疫情防控取得偉大勝利的法寶之一，個人讓渡信息自決權的收益是獲得了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衛生安全。但公共利益的邊界只能由法律法規劃定，任何劃設的恣意或者越界，都將威脅個人的人格尊嚴，甚至公共利益本身。

涉疫情個人信息處置不能考慮功利

9月3日，蘇州市公布了“蘇城碼”APP的重磅升級，推出全國首創的“蘇城文明碼”。按照官方的描述，“一人一碼”構筑文明積分，讓“文明”成為每個市民的通行證，文明積分等級高的市民將會享受工作、生活、就業、學習、娛樂的優先和便利。

聽起來，這個“文明碼”是城市管理部門管理精細化、數字化的體現，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管理創新。然而，該新聞甫一面世，沒有等到社會的掌聲，反倒是遭到了幾乎一邊倒的質疑聲。9月6日，相關部門就宣布結束試用以平息輿論。

事實上，蘇州的做法并非孤例。幾乎所有地級以上的市、省級政府在疫情期間都組織開發了健康碼APP和小程序，在疫情穩定后，很多地方政府都已經在考慮如何再利用已經收集的個人信息和數據。蘇州利用健康碼APP增加城市管理的功能，這畢竟還是公共事務，但不少地方甚至已經在研究如何交由企業商業化，將已有的用戶資源利益最大化。畢竟開發健康碼APP也是花了不少錢的，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本地人都已經強制成為了用戶，這樣的機會并不多，甚至就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事實上，中央網信辦在《關于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為疫情防控、疾病控制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說，國家早在疫情初期，已經對涉疫情個人信息的處理有了規定，地方任何試圖功利化利用涉疫情個人信息的做法都是違規的。

從法律的角度看，《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二條明文規定，“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第二十條規定：個人信息的保存期限應當為實現處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時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6.1要求，個人信息存儲期限應為實現個人信息主體授權使用的目的所必須的最短時間。超出上述個人信息存儲期限后，應對個人信息進行刪除或匿名化處理。可以說，有關法律和規范，對涉疫情個人信息在疫情防控結束后，也就是收集的目的實現后，如何處置個人信息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規定。

更重要的是，為防控疫情收集的個人信息，其目的是為了防疫之公共利益，是在緊急情況下的應急行政行為，并沒有取得個人的同意，除了存儲期限以外，任何偏離疫情防控的個人信息再使用、流動或轉移，都與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所確立的“告知同意”準則相悖，均屬于違法行為。

需要提醒的是，個人信息違法處理還涉及犯罪。《刑法》對此也有明確的規定：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單位犯前三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款的規定處罰。

按照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征信信息、財產信息五十條以上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響人身、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五百條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情節嚴重”，也就是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就可以被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刑期甚至可以達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對于由國家公共機構因防疫而收集的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更低，“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三項至第七項規定標準一半以上的”就達到了“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

當然，《網絡數據處理安全規范》還是留有特殊通道，只不過對例外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指定機構收集掌握的個人信息，未經個人信息主體同意，不得公開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不得改變用途。確需公開、向他人提供或者改變用途的，應報指揮部或者國務院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同意”。也就是說，一些地方要再利用涉疫情個人信息，需要經過國務院或者國家衛健委批準同意，地方并不能擅自決定。

個人信息保護是當前國際互聯網治理的熱點和焦點，國家從戰略的高度將之確立為社會治理的重點工作，既是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權利，也是國際互聯網治理競爭的需要。無論涉疫個人信息利用的價值有多大，已經花費了多大的成本，我們的各級政府也要抵擋住這樣的誘惑，政府守法就是最好的普法。個人信息保護真正得以實現，并不能寄希望互聯網企業對于個人信息保護發自內心的尊重，而是來自于多重制度性保護。當下，沒有什么能比政府的率先垂范更有力量。

制度是價值的外化。個人信息保護需要政府躬先表率，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政府保護用戶個人信息的堅定決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政府能夠在疫情期間向自己的人民提供最好的生命保護，但并不是以犧牲個人的人格權益為代價。

注1：包括《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子商務法》、《網絡安全法》，以及《民法》、《刑法》修正案、《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律和司法解釋；工信、網信等監管部門制定的部門規章，如國家網信辦制定的兒童《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規定》、《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工信部制定的《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等。

注2：包括《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信息安全技術 網絡數據處理安全規范（征求意見稿）》、《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征求意見稿）》、《信息安全技術移動互聯網應用（APP）收集個人信息基本規范（征求意見稿）》、《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征求意見稿）》、《APP用戶權益保護測評規范》和《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最小必要評估規范》等。

注3：《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除前款規定的人格權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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