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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版的隱私保護法規定了網民有平等消費權（right to equal service），也就是平臺不能對那些不同意使用其個人信息的網民在商品或服務價格、質量等方面進行歧視。無論是否同意使用其個人信息，平臺在商品價格、質量或其他交易條件方面都需要平等對待所有消費者。

隱私保護法希望通過這樣的規定避免網民的個人信息自主權真正落到實處，防止平臺利用交易上的強勢地位威脅或者利誘網民放棄個人信息自主權，使得個人信息保護法事實上變成一紙空文。應該說，這樣的規定確實是煞費苦心。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號稱世界最嚴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法》也沒有類似的制度設計。

但加州2018年的隱私保護法同時也規定了例外情形，比如平臺企業可以為了收集、出售個人信息而向消費者提供經濟激勵，包括向消費者直接提供經濟補償，而且平臺企業也可以對消費者提供差異化的價格或者不同質量的產品或者服務，但前提是這樣的差異是由于消費者同意或者不同意使用其個人信息而直接相關的。

顯然，這樣的條款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削弱了消費者的平等服務權，但設置了一定的門檻，那就是產品或者服務的價值必須與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直接相關。個人信息可以影響交易成本，可以以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的互聯網邏輯增加平臺的收入，也就是所謂的多邊市場效應，但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并不能直接影響絕大多數商品或者服務本身的價值，也就是說，消費者仍然大體享有平等服務權。

2020年版本修改了有關表述。新版本增加了一個消費者安寧間隔期條款。意思是如果消費者不同意使用其個人信息，消費者有12個月的安寧保護期，也就是平臺企業至少在12個月以內不得打擾消費者以獲得消費者的同意。這確實是一個保護消費者生活安寧的好條款。

此外，新版本增加了平臺企業可以為了共享個人信息而向消費者提供經濟激勵。這是由于企業間有各種復雜的交易，不同企業間除了買賣個人信息，也存在沒有直接貨幣對價的其他個人信息交易。應該說，這樣的修改實際上是增加了例外的情形，更加符合企業對于個人信息的利用需求。

更重要的是，新版本將平臺企業提供差異化價格或者不同質量商品或服務的門檻條件進行了修改，把“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或差異與消費者由個人信息而獲得的價值直接相關”改成了“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或差異與平臺企業由個人信息而獲得的價值合理相關”。

顯然，直接相關的標準更加嚴格，而合理相關則是一個寬松得多的標準。何為合理相關，則可能需要在以后的司法實踐中進行解釋，這也給未來的操作留下了空間。總之，這是非常重要的修改，是更有利于平臺企業利用個人信息的修改。或者說這為互聯網企業利用個人信息開了更大的方便之門。

經濟激勵的制度設計是如何演繹成“為隱私付費”的呢？邏輯是這樣的：由于激勵制度的存在，窮人由于經濟窘迫，更有動力愿意企業使用或者出售其個人信息，而富人由于對價格不敏感，更有可能不會受到經濟激勵的誘惑。因此，盡管每個消費者都有理論上的自由決定權，但實際上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窮人失去了個人信息利用的自主權，大都愿意平臺利用其信息以換取經濟上的利益。富人則真實地享有個人信息或者隱私的自主權，即使有些富人同意平臺企業利用其個人信息，那也是自由意志的表達，而非經濟壓力之下的無奈之舉。再進一步發揮就變成了：隱私是有成本的，窮人要想擁有隱私，那就要付出更高的商品價格或者放棄平臺開出的刺激價碼。

簡單對比可以發現，2020版確實降低了標準，但允許平臺企業利用經濟激勵手段的制度設計并非2020版的首創，將之標簽化為“為隱私付費”的立法確實有些言過其實。個人信息不等于隱私，隱私只是個人信息的一小部分內容。更重要的是，利用個人信息不等于失去隱私。個人隱私保護的對立面是違背個人意愿的泄露和濫用，而不是有償利用。只有濫用或者違法利用（如被未授權人員查看、傳播、公開個人信息或者違背個人意志的廣告轟炸等）才會侵犯消費者的隱私，使消費者的安寧受到侵擾。

“為隱私付費”的演繹邏輯確實腦洞開得大了些。他人獲得激勵或者優惠并不能等于自己付費。把他人的得等同于自己的失，難免有心胸狹小之嫌。

數據紅利

硅谷所在的加州是美國互聯網企業的大本營，產生了眾多超級富豪。但互聯網的數字紅利分配并不平衡，其實大大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貧富不均。

根據2019年一份有關加州未來的研究報告顯示，收入前10%的家庭收入是后10%的家庭收入的10倍，相比1980年已經擴大了一倍。“我認為大部分人已經認識到現在發生的這些事情是不可持續的，越來越多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公司，并且這不是普通的權力，這是我們的民主本性、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個人身份之上的權力”，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和作家——杰倫（Jaron Lanier）這樣評論道。

加州2018年完成消費者隱私保護立法后，加州成為了美國個人信息保護的先鋒。如何建立消費者和互聯網平臺雙贏的機制呢？2019年2月12日，加州州長加文（Gavin Newsom）在州議會發表州情咨文時，在表揚了2018年的消費者隱私保護法立法成就后，話鋒一轉道：“加州的消費者應該能夠分享由他們的數據而產生的財富”，并聲稱“數據有價而屬于個人”，因此他已經要求其團隊研究一個“數據紅利”（data dividend）方案。

數據紅利究竟如何實現？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兩年過去了，州政府還沒有公布方案。但2020版的消費者隱私法案卻進一步強化了平臺企業付費利用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制度設計，這其實也是專家們研究的“數據紅利”實現的路徑一。這種思路的好處是由市場來對信息定價，解決了政府定價（如稅率、分配）的難題。個人信息并沒有獨立的價值，只有與平臺大數據算法相結合才能產生價值。也就是說，平臺幾乎壟斷了個人信息的定價權，政府并沒有定價所需要的信息。

當然，由于法律還賦予了個人的信息攜帶權（right to portability），也就是個人有權從產生信息的平臺獲得個人信息。在第三方個人信息市場有效的情況下，平臺會面臨競爭，個人有機會將個人信息出售給其他第三方機構。個人信息的價值會更加真實。

2020年民主黨總統競選的華裔候選人楊安澤是參與這場爭議的一位主要政治人物。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賦予個人信息財產權（data-as-property rights），贊同個人分享數據紅利。對于“為隱私付費”的爭議，他在《舊金山紀事報》上發表專欄文章中說：如果愿意的話，加州人民本應該從企業使用他們的個人數據那里獲得收益。那些不愿意的則可以得到隱私。楊安澤確實很敏感地發現了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是一個可以操作的議題，并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很遺憾，他將個人隱私與有償利用對立起來，并且錯誤地以財產權作為解決之途。

產權界定是為了資源從對其估值較低的人手中轉移到對其評價更高的人手中而實現配置效率。財產權本質上是一種生產激勵制度，可以使得社會整體福祉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