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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推出的茅于軾、陳平等經濟學家關于真理標準以及西方經濟學的討論，引發了諸多學人的關注。此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賜稿觀察者網文章《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認為經濟學永遠無法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一個好的經濟學模型，讀者總是可以從中讀出“美”來。對此，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院教授孫滌來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并附上他的書評，對經濟理性人等問題展開論述。

孫滌教授

孫滌先生電子郵件：

諸位學兄，

晨起讀了姚洋的文章，深獲我心。以常情常理，真誠的思索，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同感，套用古人的一句老話，“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是也。也因此奉上舊稿兩則，供聊讀。

一致和同歸的平臺，是美（謝謝姚洋兄將其點破）。其實人類追求的“真、善、美”，從來相依相隨。經濟學所孜孜研探的“真理”，何嘗不是如此？姚兄所言，經濟學沒有精確自然科學的“luxury”——不克撇開“善”而論“真”，在下看來，倒是經濟學能夠臻于科學的“工具理性”之上的一種“luxury”：not scientific? so what! （這里絲毫沒有貶低科學家的意思，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不同樣在追尋美和善？）

因了經濟學人不得不對歷史和現實做個人詮釋的本質，經濟學理論的確不易（甚至難以）被證偽，這并不緊要。借薩繆爾森的一句判詞，“the economics gains its progress with funerals by funerals”，便可釋然。（他可能在延伸了普朗克對物理學的詮釋。）

最近在讀格林斯潘的新著“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很有興味。格老作為一個libertarian (used to be an absolute libertarian) 能對自己信仰的價值觀做兜底反思，殊不易。（依我看，該書是他對自己的一些證偽嘗試。）他的這種“擔當”氣概，頗值得效仿。我因此擬寫一則書評。或許接其余緒，提出問題若干，以助大家討論。我們若能產生一些新思維，哪怕是觸動一些舊觀念，也算盡了經濟學人的職分。

謝謝。并頌諸祺，

孫滌 謹啟

以下為孫滌先生文章：

再也無法漠視的“經濟理性人”危機

《經濟人的本性》（Animal Spirits, George A. Akerlof & Robert J. Shiller, 2009；中譯本《動物精神》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黃志強等譯。筆者把書名譯成“經濟人的本性”，以為更加貼切，理由將在文中展開）是一本值得研讀的好書，它的及時出版，呼喚整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轉型。從模型方法和前提假設，到決策建議和預測導向，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同經濟運作現狀及經濟發展趨向都嚴重抵牾，無論在價值測評、資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勵制衡各個方面，經濟學理論都可謂步履蹣跚，在2008年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震撼下，其不堪重負的疲態更加明顯了。

阿克羅夫（伯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學講座教授，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希勒（耶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有名的凱斯-希勒房地產指數的開發者之一）是經濟學領域內部人中的頂尖人物（兩人都師從MIT的經濟學大師P.薩繆爾森），由他們發起質疑和沖擊，要比外部的批評有力些。

2008年11月英國女王訪問皇家科學院，問了一個讓經濟學家尷尬的常識問題，“毀滅性的市場危機撲面而來，經濟學者為何無法覺察并預警？”說經濟學人都毫無所知，指責未免過甚。比如，希勒就曾一連幾年大聲疾呼，狼快來了，被淹沒在主流的噪音里。又如，希勒的同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基納考博勞斯（J. Geanakoplos）發覺現行的經濟學模型的基本假設前提有嚴重缺陷，并在2000年就提出過論文，論證“杠桿周期效應”很容易就能拖垮市場，學界也幾乎充耳不聞。世紀之初，法國的一群讀經濟學的就曾發起對“脫離實踐的‘幽閉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抗議運動，并建立“替代經濟學”的網站和雜志（www.alternative-economiques.fr）,不過對經濟學規范教程的觸動不大。很久以來，經濟學研究的嚴重缺失令圈內人都感到不滿。例如，1988年美國經濟學會就組成委員會來調查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發表于1991年的調查結論是相當令人沮喪的：美國經濟學研究生課程在制作太多“博學的白癡”，在技巧上他們或許訓練嫻熟，然而對現實經濟問題，他們卻所知甚微。

一直以來的困擾，是主流經濟學的假說認定，既然人是自利的經濟行為者，那么他就有充足的能力做充分理性的計算，進而對物質生產及其利益分配形成完全理性的預期。整個理論體系都在設法證明，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蓋在價格里，市場時刻處在均衡中，足以指引趨利避害的人做出決策，也必定是十足理性的。基于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構起來的模型，先就排除了市場大幅改正的可能性。一廂情愿地盲從模型的計算，認為市場崩塌這類“小概率事件，至少十萬年才有可能發生一次”，完全罔顧近百年歷史上接二連三發生過的危機和蕭條。然而，就在過去三十年占據著經濟學理論界的主流學說宣稱說，經濟衰退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世界即便不是一勞永逸，起碼在今后幾十年將安然無事的當口，全球的人卻遭了殃。按主流經濟理論建立起來的計算模型，無論是投資界的、研究機構的，還是美聯儲和各級政府的，果然都沒能亮出預警信號；不惟沒有，甚至海嘯已在到處肆虐，這些模型仍然不見反應。毛病出在哪里？

對于經濟學界的顢頇自得，《經濟人的本性》的兩位作者表達出他們的強烈不滿。他們提出的異見，不在于其見識的高卓——在許多社會學科里，類似的觀點早已廣被接受；也不在其分析的深奧——經濟學理論的假設及推論與現實的嚴重脫節，略具常識的人也能一望即知。他們要回答的是，“一個向以科學標榜的學科，經濟學將何以自處？”；要解釋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模型為什么不但不能預測，不能解釋，甚至不能恰當地描述市場的波動？他們試圖進而探討，為什么個人——市場活動的主體——的經濟行為，即使削頭適冠，還是塞不進“完全理性”的套中的原委。

“理性市場”（或稱“市場有效假定”，EMH）和“理性預期”的假定過去四十余年一直主導著相關的經濟學研究。對它批評的意見和案例可以在《市場理性的迷思》里找到（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Justin Fox, 2009。該書比較通俗然而系統地回顧和檢討了“市場有效假定”的形成和演進的歷程，及其對市場（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本文的考察將僅限于人的“理性”和“經濟人的本性”的關系。

“（經濟）理性”的概念是主流經濟學的基石，它假定：

致命的自負——“經濟理性人”如何從大膽假設變成神話迷信

•人的經濟活動是自利的追求；

•這種自利追求是始終如一的；

•人有充足的能力來充分貫徹其自利追求。

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的假定為前提條件而構筑起來的。

亞當•斯密是對上述第一點做了明確有力的“正名”，也因此被尊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對歷史和現實中人性及其行為的考察，令斯密得出結論，人類在物質生產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基礎上的。受其好友休謨的啟發，他不但在事實上，并且從道德和公義上論證，自利的行為不僅在實際經驗中可以普遍觀察到，而且正當，而且有效。斯密的其他分析，比如分工原理，國家的經濟職能，市場交易的平權，尤其是人們自由支配其勞動力的解析，相對均屬次要。事實上，斯密也不可能對紙幣、銀行、現代企業組織有所洞察，其時的市場只是個體戶和小作坊分工協調的集合，而城市化程度也極低。斯密有系統的論證之所以石破天驚，在于他突破了籠罩一切的傳統（道德）意識。當時居統治地位的價值觀認定，凡是合作就必須有利他的善意為前提。道統，尤其是教會，訴求于德性的僵硬主張，貶抑著人們的追求，不但扭曲人性，同時嚴重阻遏著經濟擴展和社會進步。盡管斯密相當謹慎機巧，避免和現存正統發生正面沖突，（在卷帙浩繁的《國富論》里，據查證，他只有一次間接地提到上帝，稱之為“我們的救主”）但斯密為自利行為“正名”，替人類的追求“去意識形態化”，是需要卓拔的勇氣的。他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名至實歸。

但是斯密并沒有規定，個人所有的活動都必是利己的。何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能用貨幣來計量，都可以在市場上交易？何為己？是否起于個人的頭而止于他的腳？子女是不是母親的一部分？個體是不是團體——家庭、家族、宗族、部落、民族、種族、企業、組織、國家——的一部分？一個人的信仰或興趣能否通過買賣而增益？以怎樣的價碼來結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可是，誰又能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馬歇爾的手里，“理性的假定”進一步被表述成為“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貫之的”，一個跳躍式的發展。如果說人終其一生自利活動占了主導地位的假定還大致沒離譜的話，那么人是否無時無刻不在積累錢財，而且積得越多越善（善和有效通常在經濟學里是二位一體的）？“理性假定”的第二層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質疑不斷。在邏輯上人們不難推導，追求一項任務的效率和任務本身是否值得追求并不必定互依存。亞當.斯密明白其間的差別，應當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終身的摯友和精神導師大衛.休謨的主要歷史貢獻之一，就在于區分兩者的涵義。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層意思，一個人是否有能力來充分貫徹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抗辯集中在，當個人處于自由的狀況，即在傳統羈絆和政府干預之前，天生就具備這種能力，能夠無止境擴增自己的利益；而當他擺脫了傳統和政府的束縛之后，又能夠恢復這種“自由選擇”的能力。這樣的假說卻大大跳離了斯密的樸素理性觀，甚至馬歇爾的理性觀。（順便提一句，在《國富論》里斯密從未用過“理性”一詞。）

強加在個人行為的第三層假定，無論對己或對人，都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可以肯定，人類不具備這種能力，許多學科的研究都指明了這一點。例如，哈耶克對此就講得很清晰，但被人引用時，卻往往有意無意地遭到曲解。美國新近出版的幾本書（例如, Nudge, R. Thaler & C.Sunstein，2007; Predictably Irrational, D.Ariely，2008;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D.Ariely，2010; Blind Spots, M. Bazerman & A. Tenbrunsel，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 Kahneman, 2011）詮釋都相當淺近而有說服力。它們通過對個人行為的大量實證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與“偏誤”是有系統的、存在于人腦的基本構造的，可被預測的，對理解“人的動物性”是怎樣左右個人及人群的選擇和決定，頗多啟發。

《經濟人的本性》的作者從剖析經濟學理論對理性行為的假說切入，以人的決策行為如何受其“動物性”左右為例證，來談現實中“人的動物性”是怎樣影響人們的經濟決定的。

受著19世紀物理科學的輝煌成就的鼓舞，經濟學急欲把自己提升為某種“科學”，它拷貝了古典熱力學的若干模型和算法，算是穿上了嚴整邏輯系統的新衣。在定量分析工具缺乏的當初，這原本無可厚非。起碼，經濟學從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計算、能交流、能積累研究成果的話語系統。當時借用物理學方法的經濟學人，原本也知道這類簡化乃不得不為之，對借用方法的限度也有清醒的了解。然而進入慣性運行后，便漸行漸遠，淡忘了當時假定的限制。于是，在簡化基礎上不斷地“提純”，臆造出一個“完全理性人”，進而復制出整個市場的“理性族”，據以打造“有效市場規律”。結果背離真實的經濟行為越來越大，并不時發作，給市場和個人以懲罰。

真實的經濟人本性

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這和物理學研究的對象獨立于觀察分析的狀態，是大異其趣的。人是長期進化的結果，又受到文化進化的強烈塑造，人們與環境積極互動，并對生產和分配關系提出強有力的反制。人類的這種根性，在進化過程中鑄就，異常強韌。經濟理論以簡化的名義舍象掉了人的動物精神這個本質元素，等于把待解問題的可行解給先行剔除了。這好比醫學在對付人的疑難病癥時，先行假設了患者是個超人，開出的方子難保不走樣。

有了這層鋪墊，讓我們來看看“人的動物性”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經濟學的領域里，“animal spirits”一詞因凱恩斯而馳名，這類本能屬于潛意識的深層次，凱恩斯在筆記中的旁注為“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故筆者以為，把它譯成“人的動物性”似乎更為貼切。這類高級的行動模式理應為人類所獨有，凱恩斯稱之為“動物精神”，可能是為了人的“理性計算”相區別。

凱恩斯在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十二章“長程期望的狀態”里數次用了“人的動物性”的概念，解說在信息缺失或無法齊備的狀況下，人類面對不確定性是怎樣做決定和采取行動的。凱恩斯指出，人們是無法確知和準確測算長期投資的回報的，而這類決定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經營的成效究竟如何，其結果要在幾年甚至幾代人之后才會清晰起來。因此，投資者的展望不可能是冷靜計算（cold calculation）的結論，而只能靠直感指引，憑信心決斷。不妨說，積極進取，勇于行動是人類經過千百萬年進化刪汰后的特色。

 “人的動物性”憑信念和直覺積極行動（proactive on trust, intuition and heuristics），得益于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不斷得到保存和強化。反過來，游移、畏葸、悲觀、被動、得過且過的人，即使曾經有過，恐怕也被淘汰殆盡了。基于信念的直覺行動，在人類歷史上，特別是在轉折和開創的關頭，有著不可勝數的成功案例。

不用說，決定人群命運的戰爭和決定人類福祉的創造開發的動力多半來自“人的動物性”的范疇。仰仗信念積極進取而獲得突破的例證，在人類歷史中舉不勝舉。譬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行，就是一種憑信念的冒險進取。按照其船隊的三條小船所載的給養，絕對到不了預期的目的地印度。當時人們了解地球圓周長約為四萬公里這個事實，已經超過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倫布運氣，巧遇牙買加的島嶼，即便再遲幾天的話，船員準會嘩變，把他給宰了！再如，現代人類走出非洲，三萬余年前遷移至西伯利亞北極圈內的一個小部落，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掙扎了近兩萬年，乘著冰河期的高峰期白令海峽被冰封時，有一支小分隊，硬是闖了過去。目前整個南、北美洲的原住民，無不是其中兩個男隊員（亦有可能分屬兩個小分隊，分別闖入的）的后代。

締造了人類歷史的“人的動物性”，今天仍然起著關鍵作用。深圳的崛起，正在我們身邊發生，也是其中一例。眺望深圳，我總不免想，能在25年間從一個不足5萬居民的小漁村躍為1200萬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計較”，能有如此恢宏的結果？許多創業和創新活動，若僅僅靠“理性”來盤算的話，其回報的期望值都是深度“負”的，根本沒法展開。事實上，有不少原創性杰出人物，也都憑持信念和直覺就大膽行動，才建立起偉業、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真正的創新，按其本質言，是對習以為常的“理性行為”的顛覆。

就此意義上講，蕭伯納曾指出，社會是由“非理性的人”拽著拖向進步的，想來并不是一句戲謔之言。剛去世的喬伯斯怎樣引領市場前行的經歷，也給我們的時代提供了又一個鮮活的實例。喬伯斯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改變了娛樂影視、出版、電腦、零售等至少六個產業的競爭規則，但背后的靈魂精粹卻是他的特立獨行（即counterculture rebel）,和冷靜理性計較的市場法則——股東利潤最大化，是大相徑庭的。

人類為什么保有“人的動物性”，進化直到文明階段而仍有其成效？人們可以在其他學科，諸如認知科學、腦生理學、行為心理學，找到解釋，不過人們沒有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計算”，則是顯而易見的。決策尤其是關鍵的決策，多半必須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做成。信息完備，或信息對稱，常是人們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們最為熱衷，收集信息最不遺余力，而信息系統的應用最廣泛的證券交易市場，也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對稱”。

那么，“人的動物性”的破壞性又是怎樣造成的呢？本書的作者，在解析金融市場的大幅震蕩的成因時指出，“人的動物性”一旦導致巨大的“乘數效應”，可能導致財富大規模的毀壞。說白了，“人的動物性”既是應戰環境的壓力，也是對同類的互動，即在競取機遇和資源的場合搶先競爭者一步的行動。同類之間的競爭和攀比——競爭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常常是“乘數效應”的觸發因素。

人們常說，人性中的“貪婪”和“恐懼”是股市劇烈波動的根緣。當人們能夠自主決定并保持獨立行動時，一個人的“貪婪”可以被其他人的“恐懼”給對沖掉。然而，一旦“貪婪”者屢屢得手，“恐懼”者再三受挫，“人的動物性”的攀比，就會逆轉“恐懼”，使之匯入“貪婪”的洪流。這時“貪婪”的乘數效應就劇增，投機之風大熾，激起泡沫的可怕泛濫。反之亦然。正是人際的攀比和盲從，把趨利和避害推至極端，造成的物質財富的大規模毀滅和生產過程的長期中斷，有時比戰爭和自然災禍危害更烈。金融行為學的實驗和市場調查一再證實，人的非理性思維并不僅僅是例外的狀態。你不妨平心靜氣回憶一下，買賣股票時自己是怎樣做決定的，你最熟悉的人——配偶、子女、親朋——做抉擇時的“理性”程度又如何？最尋常的一個例子，是在選擇終身的伴侶——可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時，他們盤算的理性程度又是如何？看看自己的周圍，當看到“并不比自己聰明的同事、同學、親朋的愚蠢冒險居然發了財”之后，有誰還能按耐得住？

主流經濟學理論會爭辯說這就是市場的“魔力”所在，個體的非理性行為能得到“看不見之手”的神助，市場用甲的謹慎去平衡乙的冒進，以B的貪婪來抵消A的畏懼，如此等等，于是乎在整體上，市場總能保持均衡和有效，個人的過失在市場里會消弭無形。在討論“效用”時，經濟學的理論模型無不做了一個基礎性也很要命的簡化，假定一個經濟實體（無論個人還是企業）的效用和其他經濟實體的效用變動無關。這無異在說，自利的個體但求自己所得能多一點，全然不管他周圍的人（無論同事還是對手）的所得有怎樣的增減。就近取譬，你不難明白這個假定的根本性謬誤：年尾發獎金，白領某甲拿到紅包500元，覺得相當欣慰，因為在這個壞年頭老板還能體諒；但無意中知道同部門的乙拿到的紅包竟有1000元，他會大感憤懣，甚至會抱怨還不如大家都別拿紅包，誰又稀罕這區區五百元呢？你要是老板，自然不希望甲和乙通氣，不然你發出1500元的獎金，不但打水漂，引起的后果很可能是激勵的反面！這些例子比比皆是，教人疑惑所謂的“帕雷多改進”，有時是在促退，成了“帕雷多倒退”。

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框架里，人既然被假定成有完全理性能力的行為者，“人的動物性”當然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而個人的效用函數獨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數的假定，已經閹割掉了人際攀比的強烈動機。做了這些不切實際的舍象后，“規范的理論”就把乘數效應給裁掉了，自然也就無法解釋金融市場的巨幅波動了——人群的“人的動物性”既被閹割，就無從興風作浪。

書中論及的“人的動物性”的其他形式，如講求“公平”、憎惡“腐敗”、貨幣謎象、重“故事”而輕“邏輯”，人們長期進化而來的種種固有傾向，于是也被排除在現有的主流經濟模型之外。其中，“經濟行為人的完全理性”的假設所造成的嚴重缺失，罪莫大焉。如作者評述到，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對經濟和管理學的偉大貢獻，具有“創造性毀壞的”企業精神盡管是大家普遍能觀察到的經濟發動機，始終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經濟學模型。又如作者批駁弗里德曼認為“貨幣謎象”不可能存在的邏輯，也值得研讀。弗里德曼“漂亮地證明了”貨幣謎象在邏輯上不“應該”成立，但他執意把人性“科學化”的企圖，卻使經濟學走了很大的彎路。貫穿全書，作者都在努力說明，數理邏輯并不能取代“生命邏輯”。

經濟學說的各個派別在討論“效率”（efficiency）時，必然涵蓋了活動的正當性（propriety）和目標的達成（effectiveness），而狹義的產出/投入比率，即工程意義上的效率，要在前兩者的框架之下才有意義。正如在理解理論的紛爭和對峙時，別忘記經濟利益角逐的關鍵——稅，至為關鍵，在理解政府機構在利益分配的作用和利弊時，不能忘記“自由”遠不是“免費”的（free to choice is far from free）。從宏觀上看，現代人類社會的大規模有系統的暴力莫外乎國家及其政府代表，而“自由”的合法保障主要由其賦予；從微觀來講，“人的動物性”限定了，人即使完全不受法規的限制也不可能是全然“自由”的。

全書結論時，作者指出，當前的主流經濟模型所能討論的經濟行為其實相當有限。下面的四大類經濟行為里，主流經濟理論有能力解釋的恐怕就只有右上角的那一類。

經濟學的改革前景

2008年爆發的市場大崩塌，觸發了經濟學理論的范型轉變的時機，檢討和審核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為了回應英國女王的質疑，經濟學家兩度致函女王（皇家學會2009年7月22日；H.Hodgson & Group 2009年8月10日），在集體認真檢討的基礎上，提出他們的看法，大致認為，“是經濟學在學科數學訓練的偏狹和學術文化的缺失，脫離現實世界、固執不切實際的理論假說，以及對市場的實際運作不加評判地美化等等”，造成了經濟學對現實的詮釋和指導能力的貧弱。

對新古典經濟學誤導的前提假定，早就有人表達出嚴重不滿。例如，大師中的大師，K.阿羅和H.西蒙在這方面的批評，幾十年前的見解就已非常精到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兩人已有中譯本的演講集：

•《組織的極限》，肯尼斯•阿羅著，萬謙譯，華夏出版社2006年（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Kenneth Arrow, 1974）

•《基于實踐的微觀經濟學》赫伯特•西蒙著，孫滌譯，格致出版社2009年（An Empirically-Based Microeconomics, Herbert Simon, 1997）

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一些積弊，雖然久已為人們所認識，在經濟行為的解釋和經濟政策的制定上卻一直牢固地盤踞著，引起不小的偏誤和損失。如果說當時數據和工具不足，構建理論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牽強的假設，那么眼下，數據和計算機能力有了極大的改善，對人類腦的認知和行為動機的研究也有了非常實質性的進展，為什么還得抱殘守缺，固執于對人和市場的“完全理性”的假定呢？

這個困惑在《經濟人的本性》的出版也看得出來。兩位作者是美國的權威學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學府開設博士課程，研修“人的非規范理性行為”如何作用于經濟決策的后果也有了四、五年之久，但要不是這次金融海嘯的突發沖擊，他們很可能還不敢把本書付印，公開亮明立場來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基本假設的缺陷。事實上，從本書的內容來看，在編輯上的倉促，和作者論述觀點上的欲言又止，還是相當明顯，唯恐違反“幫規”，開罪同行。

從另一個角度，這也反映出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會形成其固有的“規律”，包括慣性和惰性、根深蒂固的信念、盤根錯節的利益。改變要牽涉到基礎性假設，所謂“范式轉換”者，從來都是極其困難的。T.庫恩的名著《科學變革的結構》對物理學的演進史做了開創性的批評，能幫助我們理解經濟學研究的現狀。讓我們寄望，經濟學能夠由這次代價慘重的大衰退獲得推動力，從基本假設前提著手，來徹底改造它的“范式”。

對此，讓我們借用經濟諾獎得主，天才學者H.西蒙在他的《基于實踐的微觀經濟學》里的一段話，恰如其分地表達出對經濟學的憂慮和期待：

“我們必須寄希望于經濟學研究生，能使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再度活躍。學生對現狀存在著很大的不滿，甚至變得虛無起來。許多學生對它們失去信任，為不得不把研究時間花在毫無結果的形式主義上面而懊惱不已……開辟新路徑的愿望還在，超越計量經濟研究來探索新的實證研究方法的愿望還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不足以應對國家和整個世界所面臨的一些復雜問題的情況是可悲的。我們在提高和改進那方面的理論上應該不懈努力。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學科如經濟學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進展，對整個世界的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都將帶來巨大的價值。”

本期討論者簡介：

孫滌，1979年跳級考入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院。1984年就讀奧斯汀德州大學商學院；1988年獲管理學博士學位。1995年越級晉升為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終身正教授。1997年當選為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商學院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并任上海交通大學顧問教授（1993年）、上海財經大學兼任教授（2002年），在北京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南京大學等兼任教授。1999年起任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總經理、戰略規劃委員會首席顧問。2005年起任深圳發展銀行的首席信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