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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之初到目前（1975-2015），中國的總和生育數下降了48.5%，同期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的分別下降有50%、47%和50%之多。這三個人口大國無論從文化傳統還是宗教信仰，歷來都是相信多子多福的。即使是香港和新加坡，漢族華裔居民占其絕大多數，1975-80期間的總和生育數原本就低，到2015年也分別減少了16%和33%。

如果說婦女掌握人口再生產的主導權，致使出生率銳減是舉世普遍的現象（即便穆斯林社會也是趨勢明顯，例外的唯有非洲國家），除了其他的進步（下文中我們會論述）外，醫療健保和社會福利的進展大幅度降低了初生兒的夭亡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人類尤其是母親靠多生以補償孩子易夭折的壓力，從而大為減輕。這個因素符合人類自身再生產的基本供求邏輯，它對緩解人口膨脹的作用要遠遠超過任何政府的行政控制。請看下列的數據，1990-2015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的嬰兒夭亡率下降了一半。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的分別下降了59%、60%、44%，而中國的成績則更為顯著，下降達到了76%。

如果說生育限制不是中國在最近三十余年來人口增速減緩的原因，起碼不是主要原因，那么期待它松綁后會在短期或中期改善勞動力的供應，就是一種奢望。既如此，松綁的政策調整又能為我們帶來什么好處呢？在近期和中期，松綁將有助于回復我國人口性別結構和陰陽的再平衡。

我們上期列出的數字表明，到2050年中國的單身男子和單身女子之比將是186:100。據信，我國目前的男性“超標”約在三千五百萬，至少在二千五百萬人以上。而“光棍”過多的社會弊病叢生，甚至危機四伏。

相對于社會的老齡化，陰陽失衡的狀態要容易解決一點。“單孩”限制的松綁可望在短期內對新生兒的性別重新加以平衡。為什么這樣說呢？試舉南韓的經驗以為佐證。

在韓國，偏愛男孩的傳統和我們的一樣，是相當根深蒂固的。韓國家庭的第一胎，新生兒的男女性別的比例是105:100，自然正常；但是到第二胎就變成了113:100，第三胎更上升到185:100；第四胎就更離譜了，竟達到209:100。人為的干預非常明顯。假使韓國實行一胎化的限制，你可以想象，韓國家庭的第一個孩子的性別比例就會嚴重扭曲。事實上，韓國新生嬰兒的男女比例在1990年達到了扭曲的峰值，是116.5:100。據分析，這是超聲波造影技術普及使用所激發起來的，由于能夠準確判定胎兒的性別，給了人們干預的手段。干預導致了勞動力和婚齡人群的性別結構的很大扭曲，南韓人已飽嘗其苦果。例如，2005年南韓的婚姻有高達10%其新娘為外籍——女方為非朝族。

所幸的是，鐘擺正在迅速回擺。拜科技-經濟-社會的成就之賜，韓國女性在教育、就業、收入、觀念上取得的進步令人矚目，結果她們在生育上的話語權大增。1990年南韓尚有40%的家庭表示偏愛兒子，這個數字在2012年下降到了8%。果不其然，反映到新生兒的男女比例，2005年下降到了110:100，在2010年是107:100，去年第一次回歸到了自然的正常水平：105:100。

韓國人主動調整新生代的性別架構，理順了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供應，正好順應著未來勞動力需求的變革。未來的就業機會將不斷偏向于“陰”的方向，就像筆者在“城鎮化和戶籍改制”系列里所闡述的那樣，工作機會及薪酬增長將日益注重人際溝通、細致耐心、協調斡旋的貼近服務，而越來越不倚重體力、蠻力、甚至暴力等類型。女性的發展機會將很好的勝出。

除了松綁生育政策，中國還要做什么

再一次強調我們不斷在重復的觀點，“經濟政策無所謂絕對的好或者壞，在合適的時機把握合理的度是政策成功的關鍵，過猶不及，不及猶過”。

限制生育尤其是已被廢止的一胎化措施，始料未及地透支了我們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霧霾是對生態環境被透支的表征，陰陽性別的失衡同樣是對生態環境的嚴重透支，只是沒有象前者那樣顯得急迫而已。目前的松綁措施，雖然已經大幅滯后，有些緩不濟急，但能提到改制的議程上，開誠地面對，不失為一個治理良策。

人類天然的性別配比是平均每百個女嬰有104-106個男嬰。男嬰的夭折率超過女嬰（特別是在五歲前），這個差別漸趨縮小，到十二歲左右男女兒童達到了天然平衡。然后女性的優勢更顯露出來，到了耄耋之年寡婦要多出鰥夫不少。從進化與生存的角度，女性無論從基因缺陷、疾病抵御、凍餒忍受，甚至心智穩定等方面，比男性要優越，乃事實上的強者。只是在社會化生產中她牟取生存資料的能力不及他，婦女的貢獻也因此在農牧和工業生產時代備遭貶抑。不過，在人類最重要的生產——自身再造的功能上，婦女卻絕對占優。這個矛盾平時隱伏不彰，在一胎化的限制下有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導致目前年輕人的性別結構的嚴重扭曲。

1954年我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新生女嬰和男嬰的比例為100:104.5，屬于正常，即使當時農村人口占了近80%。1982年這個陰陽比例是100:109； 1990年增高為100:111， 1995年達到100:116，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發覺已經高達100:118了。目前新生嬰兒的女男性別結構甚至達到了100:123。長期扭曲的后果，使“剩男”的格局極為明顯。保守計算，這段時期新生兒的性別結構相對于天然比例，女孩比常態下的要少了6.8%，男孩則比常態多出了2661萬 （3636萬-976萬）。

陰陽失衡如此嚴重，社會將很難安排得和諧妥切。不但在就業、教育等經濟條件，結婚、組織家庭、培育后代等最基本要求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必須及早采取糾偏措施，否則虧就吃大了！我們在上期借取韓國的經驗，說明政策及時糾偏，應當能夠在短、中期見效。

剩男引起的困擾要遠比剩女來得嚴重。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人口的再生恢復功能幾乎全由女性來肩負。戰爭的浩劫，男性的喪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難迅速得到恢復，就像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蘇俄、德國，日本的情況。人類在生殖能力上，性別差異極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輕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懷孕生育，反之卻無可能。性別結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過剩的男性對人口恢復正常再生產是難有用武之地的。

在一夫一妻的現代家庭制度下，眾多剩男們甚至要淪為無后的“光棍”。不用說，這是一種根本性質的失衡。“光棍”過于集中的地方，人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調和，作亂的可能性就會大增。男性荷爾蒙大面積、大幅度地升高，聚集到了高危水平時，社會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會面臨根本性的威脅，歷史上不少社會動蕩沖突實乃肇因于這類陰陽失衡。

國內有統計顯示，一個地區的青壯年“光棍剩男”每超過1%，當地的犯罪率，主要集中在財產侵占和暴力傷害類型的，就會增加4-6%。這類犯罪活動的指向，往往是為了竟取新娘的壓力。這和各國的經驗是相符合的。譬如美國大城市（如紐約市）犯罪率的起伏，社會學家反復研究比較的結果，指明其中最重要的變量，是男性青壯年的比例和規模的增減。

所以說，與其超支維穩，不如疏導陰陽，盡快彌補社會安定環境的嚴重透支。陰陽失衡對社會的消費行為也產生了嚴重的扭曲。例如魏尚進教授，筆者的一位老友，目前擔任亞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過去幾年曾專注于一項有趣的研究，他得出結論說，中國人的超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動因，是為了積錢為獨生子買房以迎娶新娘。你或許可以質疑，獨生女家庭的儲蓄率未必就見得低，不過至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即從“傳宗接代”的角度，在經濟上也是“極不理性”的。

作為佐證，讓我們來看看北京大學老齡健康與家庭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對“養育女兒在晚年所得回報是否比兒子差？”的長期跟蹤調研，所得出的一些結論：

1、農村與城鎮老人的成年女兒的孝敬父母觀念指數平均比成年兒子分別高出35％和18％；

2、農村與城鎮只有女兒的老人的死亡風險分別比只有兒子的老人低25%與10％；

3、主要照料者為女兒/女婿的高齡與中低齡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包括生病時）所獲照料的滿意度比主要照料者為兒子/兒媳的分別高出45％和13%

4、成年女兒與老年父母的情感關系顯著優于兒子，差異高達28－29％。 　　

總之，政策和觀念要與時俱進，執迷不悟的后果將非常吃虧，無論對國家、對個人、對社會、對經濟，都是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