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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國的文明大轉折

《大秦帝國》從2001年開始陸續出版，到2008年出完。此后，我把對文明積累性的思考寫成了《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這一套書專門揭示中國前3000年文明史，因為我認為前3000年是中國文明的根基。

我之所以要用將近20年的光陰走入歷史海洋的深處，其中最大的一個動因就是覺得我們當代正處在一個文明轉折時期，就是我們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在改革開放30年以后才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向新文明轉折的真正可能。也就是說當下社會，我們正要從一個殘破的農村文明和畸形的城市文明相混合的這種文明形態，發展到以工業和科學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時代的新文明時期。

現在中國很多現實問題，我們用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已經說不清楚了，因為很多我們所熟知的屬于“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元素都消失了。既然如此，我們不妨把“主義”的譜系放下，從文明發展的意義上來審視中國。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當下就面臨著一個向新的文明轉折的歷史時代。而在中國歷史上，現在是第三次大轉折時期。

如果我們的文明史是5000年的話，第一次文明轉折發生在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時期，這是我們從散漫的遠古社會邁入國家文明的第一次文明大轉折。第二次文明轉折從夏到秦，歷經春秋戰國五六百年，秦帝國最終從分治的國家文明發展到、跨越到統一的國家文明，即：秦帝國統一中國文明是中國文明第二次大的歷史跨越。之所以發生這次大的歷史跨越，就是因為此前數百年的諸侯分治程度一步一步在縮小，國家權力的板塊形式一步一步擴大。春秋時代，春秋開始的時候1000多個諸侯國，到了戰國時代七大國，成了七大板塊，這七大板塊又經過無數的錘煉和磨合，經過200多年成了一個統一的帝國。

秦帝國統一中國有兩大功績：第一，它從政權意義、從疆域意義上統一了中國；第二，它統一了中國的文明。對于后者，我們很少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我們既往學歷史的時候都有一個普通的認識，即秦統一了中國，這個說法是比較籠統的。實際上，最本質、最深刻的層面就是秦統一了中國文明，所以在秦帝國時代，我們華夏民族的文明完成了第二個大的轉折。

經過這2000多年之后，我們現在真正進入了一個新文明跨越的歷史關頭。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從近代史開始到目前快200年的時間里，可以說我們的民族都在不斷努力試圖解決一系列的救亡問題：先是救亡圖存，后來梳理推翻帝制以后的中國內部的政治制度。我們不斷地梳理、不斷地創新、不斷地尋求革命，一直到40年代之后我們才開始安定下來，但我們仍然面臨著解決溫飽的問題，解決經濟、民生的問題。在當時各種各樣的歷史環境里，中國不能真正冷靜地面對世界，審視世界也審視自身。

只有在改革開放后30年，當中國的經濟真正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達到一個相對高的歷史水準的時候，中國人才能開始平和地審視世界，才能開始重新審視我們以前繞過去的那些歷史問題。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思潮的基礎上，我才能進入《大秦帝國》和《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的寫作。

正確審視中國文明歷史

在20世紀80年代論述中國文明有兩個最基本的作品，或者說法：一個是“黃色文明落后論”（以《河殤》為代表），另外還有“中國文化醬缸論”（以臺灣作家柏楊的作品為代表）。這兩部作品核心觀點都是中國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先進，需要重新改造；中國需要全盤西化。那個時候有一批人認為這種理念是不正確的，包括我在內。但如果要批駁、清理這種觀點，你自己就得對文明有一番說法，所以我就從法學專業轉向了歷史研究，又用了歷史小說這種藝術的方式第一次呈現了中國文明這一核心問題。

說到中國文明，我為什么先要說秦呢？因為從五四運動以來，有關中國文明一直有兩個最簡單、最基本的問題：一個是“非秦”問題，也就是說如何評價秦的問題；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尊孔”。一個“非秦”，一個“尊孔”，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如何認識中國文明史的最基本問題。

從“五四”以來，對于上述兩個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得非常清楚，但在近20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因為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老是采取政治化、簡單化、運動化、階級斗爭化的方式來審視中國文明史，始終不能合理解釋中國文明，始終不能客觀全面地去對待它。

比如最典型的如何對待儒家的問題，“五四”運動時，當中國面臨救亡圖存時，我們發出“打倒孔家店”的呼聲。從“五四”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始終沒有變化。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對“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的逆反，以及新儒家的鼓吹，“尊孔”又再次回潮。

但從近200年來看，之所以我們不能在中國思想史、文明史上給儒家一個正當的地位，就是因為我們對儒家采取了過分簡單化的方式。盡管儒家是一個保守主義學派，它是內斂的，但是2000多年以來它也給我們積淀了另外的產品，也有一些優秀的方面需要我們去繼承，問題是我們必須反對對它的獨尊。

我們中華民族，在它的根基時代，我們民族的思想也好、文明也好，從來都是多元化發展的。但是從漢武帝開始我們摒棄了多元化的思想根基，只選擇了其中一家作為獨尊的神主來供奉。哪怕這一家是一個比較綜合的學派我們也不能獨尊它。我們的思想寶庫，就是我們民族在原點時代，及其后來所創造的所有的思想文明財富。在這個寶庫里，任何一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思想采取宗教式的獨尊，這就遠離了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對待儒家，我們可以說一句概括性的話：我們只反對獨尊，不反對它思想體系中合理的東西。我們認為儒家應該回歸到它的本位去，就是回歸到諸子百家里面去，回歸到所有的我們多元化的文明里面去，回歸到森林一樣的原點體系里，蓬勃生長，一起構成我們的根基。儒家只要回歸到了這樣的歷史地位，那么對我們民族文明根基的深刻的清理和全面的重讀、重寫、重新認定，就非常有希望了。

中國要爭取文明話語權

當下，我們要為中國爭取文明話語權。但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文明，沒有一個理論性的說法，對中國文明史的最大坐標說不清楚。因為我們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充滿了問題人物、問題事件，在所有的問題上我們都沒有歷史共識。俄國對彼得大帝，美國對華盛頓，這樣的人物基本是沒有社會爭議的，他們認為這是文明創造時期、發展時期最大的歷史坐標。但是我們呢？在中國說秦始皇是我們統一文明正源的坐標，有多少人承認？說孔子、儒家是我們唯一的、重大的文明歷史坐標嗎？顯然也是有爭議的，而且爭議已經越來越多。

這也就是說，對任何一個人，以及包括社會分歧等等，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一直沒有錘煉出我們民族、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因此我們對于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外交場所往往也說不清楚。實際上，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如果我們從研究的意義上認真去總結，很多東西都恰恰隱藏于現實之中。比如中國人的天下意識和政治上的大公理念，就是我們政治文明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理念。我們要將這些東西進行完善的總結，對中國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做一番歷史解析。

要剖析中國文明史，總結其核心價值觀，首先要回到第二次大轉折的源頭秦文明，實事求是地研究思考。概而言之，秦文明在中國歷史上遭受了四大扭曲。總體上可以說最大的扭曲是“暴秦論”，流傳了幾千年。“暴”包括了所有方面，是2000多年里被演化的最大的一個定論。一說秦就是暴秦，而實際上對秦的非議、否定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經濟盤剝；二是法治殘苛，三是專制主義，四是落后文明，其中又以第二點指責歷史最為悠久，流傳也最廣，簡直就是板上釘釘的史實。

指責秦經濟盤剝，最有代表性的言論出自漢代的董仲舒，他說秦帝國時代是一個對人民生計非常蹂躪的時代，重稅盤剝、民不聊生。而在真實的歷史上，董仲舒說的是漢武帝時期的情況，不過為了避諱而托名于秦。

而秦之專制說，則是相當晚近的事。近代以來西方理念傳入中國后，中國的社會人文理念發生了新的變革，形成了新的指控，罪名就是專制主義，認為秦帝國開創了專制主義先河，它既是統一的，又是專制主義政權。因為它的專制和我們未來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秦帝國在文明上是沒有進步意義的。

斷定秦是落后文明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上是沒有過的，直到上世紀20世紀60年代，蒙文通寫了《秦為戎狄族考》，結論是秦人是西部的民族，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論戰。但是這種秦為戎狄說，盡管十分存疑，卻始終成為歷史學界論證秦文明為落后文明最大的一個論據。但是，這不妨礙許多學者就此發揮，將秦統一中國等同于羅馬帝國吞滅希臘，以及等同于元即后來蒙古侵占中國和滿清侵占中國等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秦之法治殘苛說，即認為秦的法制是殘酷的、苛刻的。這個指控下邊有幾條論據：一個論據是認為秦“凡事皆有法”。現代社會來說凡事皆有法是立法進步的表現，但因為中國漢代以后獨尊儒術開始，儒家以自己的史觀審視歷史，認為立法多這就是一種不好的表現，把人民的手腳捆住了，所以“凡事皆有法”被當作秦法暴虐、殘酷的一個論據。另一個證據就是秦法任用酷吏。第三個支持法治暴虐的論據是秦帝國時代的犯人非常多，“赭衣塞路”。最后結論是秦法是殘苛的。

秦文明是中國文明根基

鴉片戰爭以后，雖然我們對秦文明不斷地有重新認識、重新研究這樣的思潮出現，但是總體上來講，系統性遠遠不夠，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的系統性都遠遠不夠，尤其是用新的文明理念去重新審視它，系統地論述它，正面地呈現它也都不夠。

比如說秦帝國有多少事我們不知道啊？就是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歷朝歷代有對秦的一些記載，另外各地方的地方志，所有其他的這個存下來的各種各樣的類書，以及實用書籍等等。如果我們把這里面所有關于秦的、春秋戰國的史料都看一下，都集中起來，我們不難復原一個真實的秦的形象和真實面目。但是，我們就是不這樣做，有時候事實明明是清楚的，就是我們那個認識扳不過來，謊言被我們說了2000多年，以至于我們認為謊言就是真理。

比如秦法殘酷說在法學界也十分流行，而且更發展出一種基礎理論，說中國古代就沒有法，秦代的法不是法。我認為這就完全缺乏歷史主義的理念，完全用后世達到的認識高度去要求它當時必須是那樣呈現，否則就沒有價值和意義。

我能寫《大秦帝國》也在于我是法學出身，對秦，對秦帝國，對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中，唯一的將近200年的法治社會有著相對清醒的認識。如果不是有法學認識，我的《大秦帝國》真的寫不好，首先商鞅變法寫不好，首先對《商君書》的全面法治理念就無法理解。這種理念至今還有極大的啟迪意義和歷史參考價值。

商鞅不僅有立法思想，有法以愛民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司法思想。商鞅認為一個國家是不是法治社會，不是唯法是從，不決定于立法多少，而在于能否執法。漢代以后，中國的法制意識越來越墮落，僅僅把法律認為是刑法、懲罰，對法制本身的理解越來越狹隘化，所以對于法制在全面規范社會生活中的意義和作用也產生了極大的誤解。

而商鞅就認為司法本身要比立法重要，秦帝國的法官都是精通業務的專門法官。“法官”這個概念是《商君書》里明確提出的。當時秦帝國從中央到地方到郡縣都配有法官，中央配三個法官，郡縣配一個法官。法官的職責，第一是監督法制的執行，第二專門給人民和官員回答法律疑難問題，也就是說老百姓有了糾紛，要到官府去查證法律。

這對于現在來說也許覺得平常，對它偉大的創造性已經難以理解。如果回顧春秋戰國變法的第一波浪潮是要求公開法律，就應該知道商鞅變法確立了法官制度，對于當時的人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而且商鞅主張立法中法律條文一定要通俗易懂，“凡智者能知者，不可以為法，人未必智；凡賢者能知者，不可以為法，人未必賢”。法律的語言一定要是大眾聽得懂的明白話，使人人知道法律，能夠避禍趨福等等。

而且商鞅對司法還有一個明白的、清晰的論述，《商君書•劃策》就明確表示：“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凡是國家的動亂都不是法律引起來的，下來一句是最重要的思想：凡是國家皆有法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制定一種法律使法律自己行動起來去制裁社會。法律不是機器，要靠人操作的，要靠政府所有各層級的官員執法的。

法律不能自動運行起來，法律必須靠人才能運行起來，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使法律自動運行，所謂立法者永遠都不可能達到使法律自動運行起來的境界和地步。所以國家要達到大治的境界只有法必明，令必行，這樣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所以商鞅重視司法遠遠重于立法，當然這有一個大的前提，首先確立正確的、符合潮流的法制體系，然后司法才成為最重要的東西。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是不是法制時代，基礎是看立法，但是現實的、最直接的條件一定是看司法。這也就是說司法不成熟，或者說國民意識不成熟，這個國家距離法制社會還比較遠。

當下，我們在立法上可以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但是我們走向法制社會的路還有很長，就是因為我們的司法制度不成熟，因為我們國民的法制意識不成熟。在商鞅變法時代，商鞅對司法的意義就認識得很清楚了。如果我們簡單地指控那個時代的法制狀況，而不顧事實，那我們對秦是絕對的扭曲。

所以，秦在中國歷史上的文明地位我們用一句最確切的話來說，就是它創建了我們的統一文明，使我們的原生文明在秦帝國時代達到了最高峰，從而奠定了我們統一文明的根基，直到今天我們中國要往前走，秦帝國文明的光明仍然照耀著我們。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出版座談會的演講，載于《社會觀察》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