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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孫皓暉與共和國同齡，他先后有過幾種身份，曾在西北大學擔任法律教師，撰寫過不少法學著作，而后毅然辭去教授職務，南下海南蟄伏十六年，完成了六部500萬字的鴻篇巨制《大秦帝國》。《大秦帝國》全景式展現了秦帝國興衰，這部小說讓孫皓暉名揚海內，但他偏不愿以小說家自稱，而更愿意將自己定位為“關注中國文明重建問題的布道者”。

繼《大秦帝國》問世，孫皓暉又出版了《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這部皇皇三卷本理論巨著，可以說與小說一脈相承，以重新清理中國文明根基為宏旨挑戰傳統史觀，梳理了中國前三千年的原生文明史。在他看來，中國文明分為兩個大的時期，一個是前三千年，一個是后兩千年。前三千年是我們原生文明的根基時期，它和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創作性、連續不斷的文明跨越性。秦帝國的統一，可以說是中華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驚濤駭浪。然而這種天下歸心的歷史情形，卻曾被后世的“非秦”煙霧長期遮蔽。

觀察者網曾刊登孫皓暉先生舊文，展現他對中國文明歷史經驗的思考。孫先生說自己的史觀是歷史實踐主義的，他極力避開專史窠臼與考據文章的學術八股，將豐富的史料轉換成理性的歷史思考，脫胎為恢弘飽滿的敘事語言，環環相扣，開合馳騁，力求展現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耐久力。他認為，緊要關頭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能激發一個民族的智慧與勇氣，從久經考驗的生存大技巧中創造出適合于本時代的生存戰略。11月12日孫皓暉做客觀察者網，編輯特此整理，以饗讀者。

一、重新認識秦人和秦帝國的興起

秦人的起源與“戎狄之說”辯

夏商周秦是中國原生文明的一組歷史密碼。我寫過一篇文章《萬古秦風》，就敘述了秦人的歷史。在堯舜時代，秦人即已存在，古秦族群曾與大禹族群同建治水大業，舜帝因之賜姓嬴氏。之后嬴氏首領伯益被公推為受禪大禹的唯一合法繼承人。但大禹死后他的兒子啟發動政變，殺伯益，嬴氏遂被迫退出權力中心。在之后的四百六十余年，秦人一直處于離散狀態。商湯滅夏時，第一個尋找的同盟軍即秦人軍隊。所以秦人協助滅夏后，就成為殷商時期的大諸侯，停駐在今天函谷關以東，以抵擋當時的西部戎狄。西周滅商以后，秦人族群不服周室，三分尋求立足之地。一支流向北方形成趙國，所謂秦趙同源，一支進入西部草原，這部分是最主要的嬴秦部落，和西部少數民族奮戰了兩百多年，還有一些不愿走的就分散逃亡，流落東部山海。西部嬴秦部落不但沒有被少數民族消滅，反而擴充了勢力，周孝王時代，西部嬴秦受命為周室養馬，大成，受封于西部秦邑。周幽王末期鎬京之亂，秦族挽周室于危亡，并最終將戎狄族群驅趕出關中和河西，擁有了西部廣闊土地，成為東周的大邦諸侯。

這里要提一下秦人西來說，完全是解放后出現的。60年代蒙文通寫了一篇“西部夷狄考”的文章，提出秦人是從西部戎狄部落遷徙過來的。然后三四個史學家贊同，從此有“秦人西來說”。而把既往的傳統理念稱為“秦人東來說”。實際上既往就沒有一個“東來說”。如果秦人是戎狄之后，那幾千年來的儒家早應該發掘出來，但我們沒有看到。

商鞅變法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文明根基

現在看來，秦統一六國，有地理地勢的原因，同時也有制度原因。春秋時期各國爭霸，相互之間沒有什么族群仇恨，都是土地爭奪，所以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戰國時期，在秦昭王任上秦已經是諸侯國中最大的。國土達到五個方千里，相當于125萬平方公里，現在中國的1/6左右。戰國以前各國基本文武不分，沒有專門的治國大臣，軍事將領也可治國。秦本來是落后國家，是商鞅把東方六國的先進理念，比如丞相開府制引入秦國，率先實現了文官制度，實行郡縣制、軍功爵位制，使秦成為區別于六國的現代國家。郡縣制有效地加強了王權，獎勵軍功制度極大調動起了人們的作戰積極性，形成良性的人才調配機制。商鞅變法以后，秦與六國的對立更多是文明理念的對立。用現在的話說，一種新的國家模式出現了。與山東六國相比，秦王和貴族的依附關系漸弱，其作戰組織動員能力加強，人們的精神風貌展現完全不同。地勢廣博，非常富裕，法治文明，使得秦國一下子可以獨對六國。也有人說，秦國橫掃六國，體現了法治戰勝仁治，我認為可以這么說，秦國就是法治。現在的中國也應該有法治。

農耕文明與高度的戰爭智慧

春秋戰國以降，中國人就有了豐富的戰爭智慧總結。《漢書·藝文志》記載我們有一百多部兵書，內容涵蓋兵器制造、兵器維修、軍營訓練、戰場指揮、廟堂謀算等等，對比西方文明國家，這一點中國人遠遠勝出。西方其實沒有兵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更像從歷史的角度記載戰爭怎么打的。可以說西方人是沒有高度的戰爭智慧的。

有人問，如果羅馬軍團碰上秦帝國軍團，誰會贏？我說歷史無法假設，但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是匈奴。匈奴既打過歐洲，也打過東方。歷史上看，匈奴勢力從春秋初期開始發端，一直到東漢末年消亡。將近八九百年間，在戰國時期對中國的壓力達到最大，尤其在秦統一六國時，其勢力鼎盛。所以始皇帝始終采取守勢。秦、漢武帝、東漢都對匈奴進行了反擊，到東漢末年，匈奴已基本被分化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后來完全成為漢人。將近一千年的爭奪，匈奴人發現撼動不了東方人。于是留下的北匈奴開始決定西遷，到了歐洲基本上是疾風暴雨，阿蒂拉的“上帝之鞭”把歐洲那些碎片國家全打遍了。西方人戰勝不了它，東方的農牧民族就能戰勝它。

為什么，因為農耕族群具有嚴密的組織能力，有高度的戰略思想，國土又有縱深，各種條件具備。同樣的思路，抗美援朝也是典型戰例。進一步說，進入科技時代，我認為中國人的作戰能力將迅速提升。若非“獨尊儒術”讓科學技術成為“奇技淫巧”，我們是絕不會將熱兵器時代拱手讓于西方的。中國人天生會打仗，中國人的團體性、紀律性以及家國意識，非常強大，根深蒂固。

二、重新思考秦帝國的失敗

秦亡原因：求治太速，善后無方

秦亡原因在歷史上探討很多，最后結論大多歸結于“暴政”。我覺得總體上說，秦亡的原因可以概括為八個字：“求治太速，善后無方”。秦滅亡不是必然邏輯的滅亡。假如秦始皇不死，秦的制度將會一直運行。漢承秦制，實際是退回到部分的分封制。歷史證明，郡縣制和部分諸侯制的并存是不可行的，會對王權造成巨大的威脅。有人把隋和秦的二世而亡相提并論，我認為基本上不可類比，它們屬于兩個邏輯。秦的滅亡，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戰國慣性。隋煬帝好大喜功，發動大規模征伐，個人生活荒淫無度，其腐敗程度要遠遠大于秦二世。秦二世基本上沒有什么政治想象力，還未來得及立穩腳跟，就已經被趙高心腹逼迫自殺。那個時代各種戰國時期的對抗力量還存續，思想的風向標還是戰國時期的理念，歷史未經時間考驗，人們對強大的中央政權的態度還是如有縫隙便會蜂擁而上，爭取領導權。所以秦行殘暴統治后，終于激起陳勝吳廣起義，六國貴族的復辟。

實為排除私學的“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歷來被形容為秦帝國實行暴政的表現，但焚書坑儒在事件意義上有個基本點值得重新說明。我認為焚書坑儒實際上是一個刑事案件，是六國復辟貴族逃亡帶出的。起因是科研經費問題，后來發展為刑事案件。當時始皇帝給兩個方士科研經費制藥，但后來藥沒有做出來，人卻跑了，于是開始追查。只要稍微翻一下史料就發現剛開始是這樣的。后來追查方士卻帶出儒生。需要說明一點，當時秦朝的博士宮里，儒生占主流。秦始皇所用的這批儒生，許多對郡縣制有看法，他們急于恢復周禮。所以追查到后面發現儒生有私通六國復辟之嫌，所以才實行了焚書坑儒，實際是為了排除私學而引起的朋黨勾結、六國復辟。但是始皇帝博士宮里的70多個大儒，到西漢時期都一一考證，沒有一個被殺，所以當時的坑儒，也只是一些小儒，還有就是方士。所謂“坑儒”說，都是后來才興起的。實際上，這個事件不大，意義也不大，就是因為有“坑儒”，儒家后來就無限放大。日本有位史學家就考證，焚書和坑儒實際是兩件事，到漢代以后才聯系在一塊。

儒家傳統中一直對秦持否定態度，儒家士大夫恨秦。而且很多后世史家的觀念受司馬遷《史記》的影響。司馬遷認為秦始皇懷貪鄙之心，暴虐治國。這也反映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司馬遷其實對漢武帝也有非議。知識分子的心態和他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關系的。司馬遷遭受那樣的苦難之后，心態和正常人不一樣。李陵事件，在那樣一種緊急狀態下，司馬遷說那樣的話被處罰。所以我們看到，漢書比史記記載漢武帝詳細。司馬遷史記里就明顯敷衍了，只羅列各種文件。寫字的人還是要有日常生活。

三、反思秦帝國的制度與文明

郡縣制是更有利于秦的制度——從秦王和呂不韋的矛盾說開去

《呂氏春秋》是國家操作運行的大典。我認為呂不韋是中國歷史上很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后世史學對呂不韋有扭曲，把他定位為雜家，我認為不妥。呂不韋任丞相時，秦國已經有130多年的法治國家基礎，而且許多功臣存于一世，他只能在既有框架下發揮運作能力。雖然連續幫助秦國度過三次政治危機，但無法撼動根基，也無法完全實現他的政治理念。

《呂氏春秋》第一部分對一年的時辰時令做了詳細規范，每個月每一天國家應該干什么，排列廟堂的政治運行手冊。第二部分，尋找歷史上所有符合此時令運行的典范。第三部分規范人文政治領域，官場核心人群的基本操守和修養。《呂氏春秋》為治理國家樹立了大典，但有一個缺陷是主張封建制，不主張郡縣制，所以呂不韋給秦王提出的是“霸天下”，而非“王天下”。

但始皇帝在戰國時期形成的深刻認知便是分裂帶來的現實磨難，所以秦始皇主張實行郡縣制，按《商君書》治國。此外，呂不韋在政治實踐上也沒有完全實現《呂氏春秋》中的理想政治綱領。呂不韋后將《呂氏春秋》公布天下，其中有對商鞅的明確指責（與司馬遷的觀點相同），秦王嬴政由此對他產生警覺。秦對呂不韋是實封制，很高的獎賞，但呂不韋因嫪毐集團叛亂事受牽連后出居洛陽，仍然和山東六國豪士交往，更加引起秦王憂疑，命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擔心被誅殺，憂懼自盡。今天我們再來探討呂不韋，或許還可研究他作為一個真正的大商人進入政治所發揮的作用。

秦朝以后對儒家的“獨尊”弊大于利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把孔子的第八代孫封為“文通君”，等同于“侯”。始皇帝雖然以法家為治國理念，但在文化和典籍上他沒有獨尊任何一家，可以說繼承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傳統。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從來不提此事。

儒家是很好的思想，但被“獨尊”卻弊大于利。漢武帝一生主要就集中精力做了兩件事，反擊匈奴和獨尊儒術，作為政治家，我對他的評價不高。而如果說儒家被獨尊給中國帶來好處，恐怕只能說為中華民族抵御了宗教亡國的威脅。我認為所有的宗教都給人提供自我認同的高度，教徒要以生活方式、語言方式、思想方式的不同體現獨特的尊嚴感、價值感、神秘感。而儒家在禮儀人倫方面的教條和原則，不管他是否合理，基本上具有和宗教相同的特質和作用。中國的讀書人實際是讀經人。佛教進入中國也被抵制了，韓愈的《諫迎佛骨表》，就是從儒家意義上進行的反抗，認為對佛教的禮遇是浪費國家資財、降低民眾生活。儒家傳統的程序、禮儀，在某種意義上正將宗教給予人的尊嚴和自我歸屬感得到滿足。

民族和文明之間的關系

我最近有一個想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核心的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似乎很難存續。現在的美國才兩百年歷史，它是沒有主體民族的，是否還需要來一次民族大融合？回看中華民族的歷史，久經磨難，在危難中總有群體站出來，承擔重任，形成主體民族，帶領全民族奮斗救亡。美國還沒有這樣一個主體民族，它是各種種族、族裔，白人也不算一個民族。這個“民族”還沒有受到足夠艱難的挑戰，我看很有可能要經歷過兩次破壞性的大實驗不可。如果不經歷，那美國就創造了世界文明史上一種特殊的文明形式了。

孫皓暉：《大秦帝國》，世紀文景，201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