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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孫皓暉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文/ 孫皓暉】

1、連續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讓我們回望一番此前已經走過的漫漫歷程。

我們從新石器時代末期開始，從黃帝、炎帝時代的族群聯盟制走過，戰勝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難，進入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國家時代。我們走過了夏、商兩代邦聯制社會，歷經了遠古青銅時代千余年的農耕滄桑與商旅生活。我們又走過了西周聯邦制社會，歷經了青銅時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貴族世界的肅穆禮治與森嚴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時代，我們歷經了禮崩樂壞與王權衰落，歷經了瓦釜雷鳴與諸侯爭霸，歷經了無數新興勢力崛起的腥風血雨。在戰國時代，我們歷經了洶涌澎湃的變法浪潮，歷經了多極簡化后戰國七雄的實力大爭。

終于，我們走進了秦帝國時代，歷經了風起云涌的統一中國疆域的戰爭，歷經了統一中國文明的大創造、大整合與大建設，歷經了風詭云譎的復辟暗潮，也歷經了反復辟時期嚴厲鎮壓的鐵血風暴。

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文明歷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發展中，總體上都是洶涌向前的趨勢，都表現為不斷上升的歷史軌跡。從部落大聯盟的初級政權開始，我們的民族幾乎是一步一個歷史階梯，連續跨越了部落大聯盟時代（五帝）——早期邦聯國家（夏）——成熟邦聯國家（商）——聯邦制國家（周）——文明涌動時代（春秋）——文明大裂變時代（戰國）。最終，我們重新凝聚，一舉跨越到了新的統一文明國家形態。

可是，就在這個最輝煌的頂端，歷史的上升趨勢突然中止了。

就在那個不經意走過的沙丘宮殿群落，一個光焰萬丈的歷史符號，突然消失在我們的文明天宇。在整個社會意識都還沒有絲毫警覺的時候，我們遭遇了空前巨大的歷史突變，遭遇了我們民族的歷史經驗從未感知過的深重災變。

等我們艱難地爬出那道陰暗的歷史峽谷，等我們在昔日的廢墟上重新建立了統一的中國，我們的文明歷史軌跡已經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文明大創造的上升階段從此消失，我們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地平線式的涌動發展。從西漢開始的兩千余年中，我們這個民族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大爆炸時代，再也沒有出現過國家文明形態的跨越式發展。后兩千余年之中，我們的歷代國家意識形態，始終尊奉著一種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確保人民奴化于統治權為宗旨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始終在小心翼翼地貼地涌動著。

2、我們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19世紀中葉，我們外部的人類世界已經發展到成熟的近代文明社會了。

這時候，閉關自守而貼地涌動的我們，終于又遭遇了一場更為深重的幾乎是亡國滅種的火器時代的歷史大劫難。等我們從一百余年的火器大劫難中掙扎出來時，我們已經是遍體鱗傷、體無完膚了。這時候，我們更為痛苦地發現，我們不僅僅物質形態的生活處于貧困落后狀態，連我們曾經引為驕傲的大中華禮儀之邦，也已經淪為世界邊緣文明。

長期的貧困落后，頻繁的災難突變，終于使我們這個民族有了新的歷史覺醒。

這一歷史覺醒，在新時代的表現形式是，我們的國家已經開始了富強崛起，我們的社會意識卻沒有忘記那個還遠遠沒有解決的根基問題——我們文明發展的未來方向是什么？我們應該確立的歷史傳統是什么？我們繼續前行的堅實根基在哪里？這種新的歷史覺醒雖然還遠遠不夠自覺，不夠強大，但是，它已經確定無疑地觸摸到了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根基——只有從文明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明確自己文明傳統中的創造性基因，才能確立一個國家最成熟的社會精神。

在劇烈的文明沖突時代，沒有文明創造精神的確立，沒有強勢生存精神的確立，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來大步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只能在貼地涌動中寄希望于世界沒有任何威脅，將自己的安全涌動確立在別人不侵犯的夢幻之中，一旦遭遇突變，這種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滅亡。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許多輝煌文明的消失，有過許多許多有為民族的突然消失。認真看看他們的足跡，根源莫不潛藏于強勢生存精神的不斷衰減之中。

文明憂患意識，是一個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線。

3、文明史反芻的基本法則

我們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國突發災變的歷史警戒線之前。

雖然，我們還無法全部洞察這道使帝國大廈突然陷落的陰暗大峽谷，究竟隱藏了什么樣的災難爆炸因子，但是，我們必須停下來，檢查一番既往的足跡，回答我們靈魂深處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錯了路？還是惡性突變并不意味著我們此前道路的荒謬，更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此改變方向？

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都有著共同的生存發展法則。

作為生命個體，人不能因噎廢食，因為無可預料的風險突變而終止生命的腳步。同理，作為民族生命形式的國家，也不能因為曾經有過的突然災變，改變此前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創造法則，更不能自覺地遏制已經成為我們文明根基的強勢生存精神。

作為對文明歷史發展的審視，我們應該確立一個基本法則，或者說，我們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價值評判體系。我們既需要在文明遺產繼承的意義上對突發的秦帝國災變忽略不計，不因此而否定或抹殺此前三千年文明跨越的歷史經驗，又需要在災變防范與風險規避的意義上，認真檢索此前帝國政策的重大缺失，以警示來者。

歷史反芻的意義，永遠在于探尋未來的道路。

這是人類所以成為主宰地球的智慧生物群的根基所在。

4、前三千年文明發展的經驗總結

我們在前三千年的文明發展中，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歷史經驗呢？

這里所說的歷史經驗，是指那些使我們這個民族能夠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將自己的文明延續五千余年，并進入當代社會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則，而不是處置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技術性的策略與手段。

這樣的文明生存發展的最基本經驗，主要有五個方面。

（1）第一基本經驗：以自覺的求變精神不斷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

求變精神，是我們這個民族從遠古時期開始，在艱難而波瀾壯闊的生存發展中錘煉出來的核心精神。求變精神的實質，是自覺摒棄保守的生存狀態，是巨大的創造沖動意識。求變精神所以能夠確立，來自我們這個民族對險惡的遠古生存環境的抗爭。

至少，我們從堯帝末期和整個舜帝時代的治水歷史，就已經看到了鮮明的求變精神。在大洪荒來臨的時候，曾經領導治水的兩任領袖——共工、鯀，都使用了當時社會的直覺經驗所公認的有效方法——堵截，結果都失敗了。在遠古中國已經面臨徹底淪陷于“浩浩懷山襄陵”的大洪水災難的邊緣，舜帝即位執掌了公共權力，以求變精神拉開了偉大的有效治水的序幕。

首先，舜帝大膽改變了堯帝末期的松散治理方式，變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災難應對體制”的治理方式；其次，舜帝斷然懲處了治水無效又乖張作亂的共工勢力與鯀勢力，迅速安定了堯帝末期的社會混亂；再次，舜帝成功組織了大規模的治水聯盟，以禹族（夏族）、伯益族（秦族）、契族（商族）、后稷族（周族）四大族群為治水主力，開始了大規模的治水工程；第四，舜帝頂住了當時社會的偏狹經驗意識，大膽啟用了鯀的兒子禹擔任治水領袖，將禹的天才性治水新思維——疏導治水，變為了有效的社會實踐。

大禹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