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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托馬斯·法齊，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在默克爾任內的大部分時期，德國都是常年風雨飄搖的歐洲的經濟與政治穩定之島。然而，那些日子似乎已經是遙遠的回憶。歐洲依然處于危機之中，但德國現在成為了危機的中心，又一次被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簽。

反政府游行在德國并不多見。因此，去年12月中旬，當數百位憤怒的農民開著拖拉機駛向柏林，抗議新一輪財政緊縮政策中削減柴油補貼與農用機械稅收減免的計劃時，很明顯有大事要發生了。德國政府顯然有所顧忌，迅速宣布撤回這項計劃，將繼續保留稅收減免，承諾會在數年內逐步淘汰柴油補貼而不會一次性廢除。但是，農民們表示這還不夠，并威脅說，除非政府完全放棄相關計劃，否則就會加大抗議力度。

他們言出必行：接下來的幾周，不僅在柏林，成千上萬的農民還在德國多個城市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甚至封鎖了高速公路主干道，令整個國家陷入癱瘓。于是，德國政府使出了政治游戲劇本中最古老且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宣稱極右翼勢力在幕后煽動這些抗議，試圖否定農民上街的合法性并嚇退其他民眾。

只不過，這一回，那些招式沒有奏效。抗議不僅沒有停止，反而聲勢越來越浩大，甚至吸引了來自其它行業的工人——漁業、物流業、酒店、公路運輸、超市，還有普通市民參加。

德國農民在柏林街頭抗議

結果是，最初因削減柴油補貼引發的抗議演變成對德國政府更廣泛的反對。示威中最常見的口號包括：“‘紅綠燈’聯盟必須下臺！”這指的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和綠黨組成的執政聯盟。與2018年因油價上漲引發的“黃背心”抗議類似，農民的行動表達了政治層面的深層憤怒。

正如一位農民對美國《華盛頓郵報》表示：“最開始，我們希望徹底取消對農業補貼的削減……但現在我認為，這場抗議的意義遠不止于此。感到不滿的不僅僅是農民，也包括其它行業的人。因為柏林發布的政策正在傷害我們的家園，尤其是經濟。”即使這樣的表達也很委婉了：生活成本飆升，實際工資水平急劇下跌，大規模裁員與不斷蔓延的住房危機正令朔爾茨政府的民調支持率跌至歷史新低，德國人正變得焦躁不安。

除了農民的抗議活動，過去一個月以來，德國還發生了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幾次罷工：貨車司機、地方公共交通員工、機場安保人員、醫生以及零售業從業者，他們都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預計未來幾周會有更多工業領域的罷工活動。這尤其令人震驚，考慮到德國長期以來都因為罕有沖突的勞資關系而感到自豪。這種勞資關系模式歷來強調工會與雇主聯盟之間的相互配合。

問題在于，德國社會的和諧是基于曾經備受贊譽的“德國模式”（Modell Deutschland），如今這種模式已經無法延續。德國21世紀的經濟成功建立在兩根支柱之上：廉價的原材料和能源（特別是來自俄羅斯的）進口以及全世界的巨大需求。然而，過去幾年來，由于全球經濟放緩與烏克蘭戰爭的沖擊，這兩根支柱都已蕩然無存。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德國是2023年全球表現最差的主要經濟體，目前正徘徊在經濟衰退的邊緣。工業產出已經連續五個月下跌。正如德國中小企業聯合會（BVMV）首席經濟學家漢斯-于爾根·弗爾茨（Hans-Jürgen V?lz）去年7月形容：“人們有時會聽到‘悄然上演的去工業化’這種說法——好吧，現在已經沒有那么‘悄然’了。”

令人震驚的是，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德國領導層自己導致的。首先，他們選擇跳上制裁俄羅斯的戰車，與本國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國脫鉤；接下來，他們又通過推行聯合政府中兩大黨派最癡迷的政策（清潔能源與財政緊縮），令危機雪上加霜。取消燃油補貼的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源于德國聯邦法院的裁定，政府試圖繞過自己制定的財政規則，將原本用于抗擊新冠疫情的600億歐元轉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做法是違憲的。因此，德國政府完成財政與氣候政策目標的唯一辦法就是削減補貼。政府傳遞的信息已經令人習以為常：“我們別無選擇。”

當然，這兩個目標都是自我強加的，它們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不符合普通德國人更加熟悉的常識。他們不愿再接受以虛假的二元對立主張所定義的政治，德國政治中經常使用這種策略來確保不受歡迎的政策免遭非議。事實上，抗議者正在利用這種邏輯做出還擊，正如德國綠黨（他們一反常態地支持農民抗議）成員、有機農場主馬丁·豪斯林（Martin H?usling）向《法蘭克福匯報》表示：“農民們除了操縱柴油拖拉機以外別無選擇。目前還沒有電動拖拉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