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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7月1日，是建黨節，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一天還有個特別的意義：香港回歸。二者的重合，在歷史偶然中又多了一份深意。

今年還是建黨百年。6月12日，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主旨演講中表示，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是當之無愧的“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必須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6月12日，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主旨演講。圖自香港中聯辦網站

回歸24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是其內在的理性轉型，是制度實驗因應時代精神的節律變遷。香港與“國家”融合，本身并非特別困難之事，但國家從來都是具體組織起來的、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共同體，是有血有肉、有強大意志和強大執行力的，其中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征（2018年憲法修正案）。就“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國家組織形態而言，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國家，而是具體的黨的領導原則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憲法從序言到總綱對此有著明確的規定。

但“一國兩制”長期以來刻意留下模糊想象空間：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極度的政治謙抑和權力節制，高度自治不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為先進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勢力建構為“民主中國”的樣本，并作為滲透影響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前沿基地。“一國兩制”在粗淺的各方共識之下，潛藏著多重誤解和歷史進程的復雜張力，直到抗爭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真正創制和管控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直接的管轄機制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管治權，但黨與國家權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國憲法的本體。離開黨的領導談論中國的合法權力，要么是法理的錯誤，要么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國憲法的真實規范。但是在香港社會長期“恐共”“懼共”甚至“反共”的社會意識形態氛圍下，國民教育尚且難以推行，關于黨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堅冰所向。在香港講好國家故事是重大的教育和文化工程，講好黨的故事更是難上加難。

但現在，在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回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在根本意義上，講不好黨的故事，“一國兩制”的根本憲制原理就不通不透，如同人的有機體四處梗阻一樣。      

因此，在建黨百年的諸多紀念活動中，“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被作為鮮明主題提出并深入研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創建者和維護者，“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離不開黨的領導。這是符合歷史和法理的。想想看，憲法序言所載明的黨的革命運動大多與香港有著密切聯系，香港愛國同胞從來都是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參與中國革命史并締造新中國的，也因此香港史有著作為民族復興史的內在性質和線索。

2019年，香港中學生參與街頭示威游行。視頻截圖

遺憾的是，在港英殖民統治、國民黨歷史敘事以及各種反共勢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動，并與愛國愛港傳統始終處于斗爭狀態。然而，我們并沒有在香港占據歷史敘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導權，香港史被講成了港英“領導”下的現代化史和反共群體的“民主斗爭史”，共產黨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當性被嚴重侵蝕和消解。因此，駱主任的講話，事實上觸及了香港的“黨史”補課問題，這不僅涉及香港教育體系的改革問題，也涉及公職人員倫理改造與社會文化生態修復的問題。林鄭月娥提出香港特區有責任維護黨的領導，從憲法和政治倫理而言是正當和必要的。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創建了新中國，領導制定了憲法，成為民族復興和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建構和現代化事業的一種偉大的制度實驗，一種非冷戰的全球化策略。

試想，如果中國共產黨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政黨或冷戰陣營的社會主義小跟班，1949年解放軍就不可能勒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為新中國外交與外貿的對外通道。如果沒有1960年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家發展理性和世界體系演變的大戰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后來鄧小平具體規劃的“一國兩制”政策體系。如果沒有毛澤東晚期突破冷戰體系的對美和解，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國際政治條件以及意識形態突破口，香港之地位與角色也就難以確定。

因此，講好黨的故事或者“黨史”補課，確實不是孤立的黨史復述，而是將“四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統而貫之，在連貫而自洽的中國大歷史脈絡中理解“一國兩制”。如此，“一國兩制”就不是權宜性的政策組合，而是計謀深遠的國家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