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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黃阿桃阿嬤永遠地閉上了雙眼。這一天，距離她從印尼逃回臺灣整整過去64年了。作為第一位公開控訴日軍暴行的臺灣慰安婦，黃阿嬤曾經勇敢地站出來，才讓那段不為人知的臺灣慰安婦歷史能夠為后人所知。

但黃阿嬤不會想到的是，四年之后，臺灣爆發了“反課綱運動”，學生們竟然同意陳水扁時期課綱中有關“慰安婦是自愿的”說法，反對微調后的“被迫”說法。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黃阿嬤會作何感想？她拼勁一生想要爭取的“正義”，沒想到就這樣葬送在了臺灣年青一代的手中。

黃阿嬤年輕照

阿嬤的故事：“我是被他們騙來的”

在生前回憶錄中，黃阿嬤這樣向人們講述她的故事：

“那時候我還小，二十歲左右。因為窮沒法上學念書，就在家里煮飯、幫忙照顧弟妹。一次看到一張到南洋做看護婦的布告，那時戰爭的關系，待在田莊也沒有工作，男女都有可能被調到海外，有工作職缺時大家都很愿意去，我就報名參加了。”

大約一個星期后，黃阿桃和其他二十二名女孩子搭乘一艘軍船，從高雄輾轉到南洋，在望加錫（Makssar）登陸，后來又被帶到巴厘巴板（Balikpapan）。黃阿桃還記得自己一下船，看到了一間一間隔開的房間，還有用砲彈箱釘成的床鋪，當時還想“怎么會一人一間，是要做什么？如果是榻榻米式床，大家一起睡不是很好？”她不知道的是，這一間間的小隔間，就是慰安所。

直到一個星期以后，大家發現公司要“開業”，掛出的招牌竟然是“松之屋慰安所”，“那個時候我們全部都哭了。”當時這些女孩子年齡平均從17到20，年紀最大的護士長頂多也才23歲。大家哭成一片，媽媽桑就告訴她們“為了國家，為了政府，要打拼，要接受”。

按照規定，黃阿嬤們每天要接待20個士兵，除此之外還有額外的工作。“早上有士兵，晚上增加士官、軍官來過夜，你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行”，每天的生活就是賣票、接客，就像賣車票一樣，“一個門、一個洞，士兵拿錢過去，單子給你，叫你的門牌號碼”，沒日沒夜的接客，但她們從來沒有看到過錢。為了擺脫這種生活，黃阿桃夜夜哭泣，還和媽媽桑動過手，幾次逃跑也被抓了回來。

這種身體上的折磨遠未結束。因為身處戰爭之中，經常會受到炮火威脅。“一顆炸彈皮噴進去，最后我肚子中子宮都手術拿掉”，做完手術沒幾天，媽媽桑又強迫黃阿桃接客，“你也休息一二十天了，要為了國家服務”，阿桃只能躲在房間里哭，身處異鄉又飽受欺凌的她當時絕望極了，“那時很想要死”。

離開臺灣時，阿桃所簽的契約是六個月，家人也滿心以為她很快會回來。沒想到，這一走竟然長達三年之久，直到日本戰敗，歷經重重困難的她才輾轉回到臺灣，連家里的房子都不認識了，家人也以為她早已命喪他鄉。

然而苦難并沒有因為重返故里而結束。南洋那段慰安婦遭遇給黃阿桃帶來了終生夢魘，在印尼她得過瘧疾、盲腸炎開刀、右眼被炸彈碎片擊瞎、腹部受傷子宮被拿掉。為了避免家人擔心以及遭到白眼，阿桃一直將這些深深隱藏著心底。至于結婚的事情，她想都不敢想。“我的命這么苦，家里爸爸要逼我、媽媽要逼我，逼我嫁，可是我有苦衷不能結婚。”

不得已，阿桃又從家里出來到處流浪工作，先后到過到過臺南、旗山、美濃，甚至還去幫人殺雞、倒泔水。直到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嫁給一個外省老兵，還領養了一個孩子，才算過上了正常又清貧的生活。

黃阿嬤身上的傷疤

漫漫抗爭路：“應該感到羞恥的是日軍”

阿桃的故事只是眾多臺灣慰安婦中的一個。而在1992年之前，這些故事一直隱藏在當事人心中，從未公之于眾，直到臺灣婦女援救基金會的江美芬找到她。

對于這些慰安婦來說，要她們說出自己的故事，公開指認日軍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用盡一生，就是想忘記那段悲慘的遭遇，也不想被周圍人知道自己曾有過那么一段不堪的過去。在江女士的不斷開導下，勇敢的黃阿嬤也釋懷了：“我想想，真的，是他們不對，他騙我們的，我們為何要哭給他們看，我們要堅強來抗議”，當年同去的姐妹死的死、傷的傷，黃阿嬤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段歷史告訴后人，為自己也為曾經的姐妹們討個公道。

就這樣，在婦女援救基金會的協助下，黃阿嬤們走上了漫漫抗爭路。她們赴日參加求償訴訟，半個月內曾出庭五次。1995年，日本政府主導成立亞洲女性基金，試圖給每位受害者五十萬臺幣“私了”，掩蓋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和罪行，但遭到了阿嬤們的拒絕：“你政府來害我，來破壞我的青春，我一切的青春，（日本）政府要負責。”對于她們來說，年輕時候所受的屈辱，不是用錢可以彌補的，她們需要的也僅僅是一個道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