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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和國際政治中，所謂的“規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指的是一個國家對他國或世界事務的道德規范或道義觀念（norms）的影響力。類似的，“價值外交”的概念指的是一國以實現和推動某種價值和道德規范作為其外交和國際事務的目標。

日本首相安倍就宣稱，他領導的日本外交是“價值外交”，要加強和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一起推動和捍衛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價值。

長期以來，中國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的基本形象是注重國家利益、務實、低調、避免介入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糾紛。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逐漸有聲音指責中國不愿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實際上就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不能積極支持美、歐等西方力量全力推進的價值外交。

近年來，西方人對中國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外交和全球戰略的批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奉行的是無原則的實用主義，為了在非洲、亞洲等地獲取經濟利益，不顧甚至損害西方在這些地方推行良治政府、民主、人權的外交目標；

二是中國奉行重商主義，通過大量出口獲利，加劇全球經濟不平衡；

三是中國在非洲、拉美等地區實踐的是新殖民主義，掠走當地的自然資源又向當地傾銷中國生產的工業產品，占領當地的市場、壓抑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隨著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對世界各國和不少全球治理的問題產生顯著的影響，中國外交的規范性問題逐漸顯著起來。中國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到底代表了什么一種道德規范和價值準則，愈來愈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從韜光養晦到大外交

但事實上，中國的外交歷來是具有豐富的規范性內涵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與印度等國最早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精神等，就代表了中國外交的重要價值原則。在國際交往和第三世界國家謀求發展的努力中，和平共處、獨立自主、互不干涉內政等都是非常閃光的外交價值觀，是中國對國際社會外交理念的巨大貢獻。

遺憾的是，一方面由于中國國力有限，在世界的影響力有限，二來由于美國、歐洲主打的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外交主導了冷戰后的國際社會，中國推崇的和平、獨立等外交價值一直處于國際事務中的非主流位置。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逐漸走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更加積極地參與塑造世界的格局。越來越多的分析家認為，中國外交新的大戰略已現雛形。

筆者認為，中國當前的大戰略，就是在不謀求挑戰基本的世界格局的前提下，通過漸進的、增量的方式，將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權力從過去的中心（歐美）轉移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成長國家身上的戰略。

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RCEP、亞太自貿區、亞信組織等合作機制，都是在不挑戰原有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平臺的前提下，在全球多邊合作中開辟新的場域、新的平臺，非常契合中國在國內改革中遵循的“增量改革”的精髓。

時殷弘教授稱這些舉措為中國的戰略經濟。有人稱中國這些戰略為新版馬歇爾計劃，也有人稱之為第二次地理大發現。筆者則將中國這一實現全球格局中相對力量的轉移的策略，稱為中國的“增量洲際主義”（Incremental Inter-Continentalism）。

可以預見，未來十到三十年間，中國的增量洲際主義將深刻地改變世界的地緣經濟版圖和地緣政治版圖。

那么，問題就來了，中國如此積極的大外交，有沒有價值觀的支持？

從“和平發展”到和平與發展

從2003年左右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到后來調整為到“和平發展”，中國講的都是自己的崛起或發展，目的是通過強調自己崛起和發展的和平性來減弱國際社會對自己崛起的擔憂。

今天，中國的增量洲際主義則帶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中國的崛起正在為世界帶來和爭取兩個重要公共產品，即和平與發展。

和平問題上，中國秉承了長期以來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則。但是現在中國的國力使得中國在維護和謀求地區和世界和平上，可以比過去起大得多的作用。

中國在謀求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上，在謀求亞洲新的安全秩序上，在協助解決全球熱點問題上，都以和平的手段追求和平的目標。這里，中國對和平的實現方式與美國等新干涉主義國家是不同的。在一些安全局勢惡化的地方反對單邊軍事干涉也是中國追求和平的一貫原則。

石之瑜教授認為中國對地區性混亂和沖突的態度，強調由沖突方協商解決而不是由外來勢力單邊干涉來解決。這里有中國外交和治理智慧及理念中對“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理解，即一個地區的和平必須由地區內部的因素來實現，而由外部力量來實現和平則是不可持續的。

在發展問題上，一方面，中國的發展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會。中國國內的經濟增長、產業升級、消費能力增大，以及中國居民到其他國家旅游、就讀等，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有巨大的拉動作用。

另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金磚銀行、以及眾多雙邊和多邊的貿易、投資協定，中國的投資、技術等，對各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與拉美日益走近，是“和平與發展”價值觀的體現，圖為習近平會見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

中國崛起的規范性力量

和平與發展既是中國自己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的目標，同時也是用來是獲得對方（雙邊或多邊）支持與合作共贏的目標。換句話說，現階段中國的崛起正在引導各國將國內治理、國際合作的目標轉到和平與發展上面來。

正如鄭永年教授所指出的，英國的崛起以推進自由貿易為價值，美國的霸權以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實現，中國的崛起帶給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價值觀，是和平、開放、包容式發展的價值觀。

這和美國通過顏色革命推動的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歐洲推動的民主、人權、環保和生態文明等價值觀有所區別。但是和平與發展也是世界需要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遭受經濟衰退的發達國家如歐洲也都需要的。

對全世界來講，和平是發展的前提，發展也才能帶來持久的和平。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所說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崛起具有明顯的規范性作用。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崛起，而且是和平與發展這兩個價值觀的崛起。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與政治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