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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兩個伊朗朋友相繼給我發短信說，他們已經抵達德國，問我何時能見面。接到消息，我竟有些回不過神來。

年初在伊朗時，很多年輕人向我表示渴望到歐美生活。那時，我并沒把他們的話當回事，心想大家不過是說著玩兒，真要操作起來談何容易！首先，他們既非到歐洲學習、旅游，也不是生意人，沒有正當理由申請簽證。即便是伊朗人借著難民潮蒙混過關（上次采訪德國官員，得知假借難民身份偷渡到德國的幾乎占到尋求庇護者總數的一半），也沒那么容易進到德國來。近幾個月，每當電視新聞里有歐洲難民的消息，幾乎都要播放非法移民被攔在鐵絲網外的場景。這些鏡頭給我的感覺是，歐盟各國紛紛加強了邊界管控，難民人數恐怕不會像前些時候那樣急劇增加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位伊朗朋友的到來令我著實吃驚。我雖在伊朗居住過近五個月，但認識的當地人終究有限。在這有限的幾十人中，就有兩個打著難民旗號踏上德國土地，概率不可謂不高了。我把這件事說給身邊的德國同事和朋友們，他們也有些驚訝。有的略感無奈，表示現在的邊界管控就像當年的柏林墻，終究擋不住外國人對歐洲自由生活的向往。有的則憤憤不平，說希臘政府縱容非法移民入境、北上德國，這是他們以牙還牙，報復德國在歐債問題上對希臘的嚴厲政策——誰都知道移民不愿待在希臘，而是要流向更富裕的歐洲國家。

我決定去看看這兩個伊朗朋友，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丹尼是阿富汗裔的伊朗人，從小父親去世，他和母親一起在德黑蘭生活。今年夏天，丹尼說服了媽媽，準備從伊朗動身前往德國。他們先去了一趟土耳其和迪拜考察形勢，和中介接頭。十月，二人再次前往土耳其，從那里乘坐所謂的難民船（實為非法移民船）到意大利南岸登陸，之后又搭火車來到德國。丹尼的舅舅幾年前就偷渡到德國亞琛定居，在那里打些零工。丹尼和母親就暫時落腳在舅舅家中。

相比丹尼有親戚可以投奔，另一位朋友薩瑪德（小名薩珊）的處境則沒那么幸運。薩珊是伊朗西北部大布里士人，他和其他七個伊朗人一起湊錢偷渡到歐洲，平均每人支付旅費和中介費一萬歐元。我問薩珊怎么就一下子從伊朗到德國科隆來了，他打開Instagram，給我看里面的照片。賬戶上的一個個拍照地點勾勒出他們此行的路徑：先從土耳其坐船到希臘，后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最終從捷克入境德國。一路上，他們時而乘大巴，時而拼車，時而步行。抵達希臘時，登記表上顯示的時間為9月6日，在德國科隆難民營的注冊記錄是11月5日。從希臘到德國，八個人走了整整兩個月。

薩珊的Instagram

科隆是德國的交通樞紐之一，又距離亞琛很近，我便順理成章地請丹尼到這里來，和薩珊等人見面，日后他們之間也好有個照應。下了火車，進到科隆站內，感覺氣氛與柏林迥然不同。作為重要的中轉樞紐，科隆火車站人流如梭自然不稀奇，但其秩序之混亂、人員（非乘客）之龐雜，卻是與別處不同。熙熙攘攘的人群從我們身旁擦肩而過，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語交織在一起。我找到丹尼，用波斯語寒暄幾句，馬上便有旁人盯住我們看——他們也是伊朗人，聽得懂我們在說什么。

我和丹尼很快在火車站見到了薩珊。他又介紹我們認識了三位同來德國的伊朗旅友。在科隆，薩珊和伊朗朋友們目前暫時擠在難民臨時安置點中居住。他們帶我和丹尼來到城中心的一家波斯飯館，并請我們在那里吃飯。我和丹尼剛到科隆，算是客人，這是伊朗的待客習俗。然而一想到他們在德國的處境，我又感到十分過意不去。

午餐買單的不是薩珊。來德國的旅費幾乎花掉了他家里所有的積蓄。薩珊沒有錢，他的絕大多數同伴也沒錢。為這群人提供衣食住行花銷的是一個叫亞瑟的青年。亞瑟在伊朗屬于中產階層，他曾游歷過一些國家，并最終選擇和薩珊他們一起偷渡到德國。這次他帶了近十萬歐元現金。通過資助身邊的這幾個朋友，亞瑟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在語言不通的陌生國度里安身立命，錢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朋友間的互幫互助尤為重要。

在臨時安置地居住時，亞瑟的大手大腳是出了名的。起初，當地政府一次性支付給亞瑟等人800歐元用于購置家具和生活用品，可亞瑟一下子就花了兩千多歐。后來，他受不了難民營的擁擠和嘈雜，向政府提出租房申請。租房不是不可以，但需要等待。德國地方政府本身沒有公寓房產，提供給難民的房子是從民間征集來的。當僧多粥少、供不應求時，腐敗就派上了用場，這在德國也沒什么兩樣。德國人中發難民財的確是大有人在——租房給政府時虛報房屋平米數，向難民提供生活品時偷工減料——記得上次我采訪德國官員，對方對這些問題心知肚明，但坦言政府人手不夠，無力改變。這一次，活生生的例子就發生在我眼前：亞瑟付給中介1200歐元，就先于別人從政府手里領到了一套公寓。

我和薩珊、亞瑟見面的那天正是他們看房的日子。小伙子們拿著政府發的住房合同，冒雨坐了很長時間的公交車，照合同上的地址找到了這座位于城郊的小樓。這是一棟四層的舊式公寓，他們的房間在二樓，窗外就是加油站。大家顯然對這個位置并不滿意，只得自嘲說，“這房子對伊朗人來說很合適，因為在房間里就能隨時看到來加油的漂亮姑娘。”

這套公寓月租900歐元，兩室一廳一衛，另有一個房間用作廚房和餐廳。再過不久，五個年輕人就將合住在這里——亞瑟、薩珊、伊桑、還有一對小兩口和他們即將出生的女兒。房間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組搖搖欲倒的廚柜。小伙子們一邊忙著量尺寸、畫平面圖，一邊討論著如何布置家具。隨后，他們到樓道里把房東準備好的印有姓名的貼紙貼在對應的信箱和門鈴上。這座公寓雖然老舊，可房主們當年也是花了心思精心布置的：每家住戶的房門上都貼著木質的精致門牌；樓道里懸掛著（如今已褪色的）德國各地風景照，下面還加注了說明文字。我們一群人正聚在樓道里，一個中年婦女從樓上走下來，皺著眉頭嘟囔道：“怎么又來了這么多人！”

亞瑟和伊桑把印有自己姓名的貼紙貼在信箱上

從公寓出來，我們乘車來到家具城。亞瑟堅決要買最漂亮、質量最好的家具和電器，仿佛是要在這座城市永遠定居下去。但眾人誰也不會說英語或德語，最終只得打電話找一個會德語的伊朗人前來幫忙。此時我和丹尼先行一步，去找預定好的酒店。在路上，丹尼說他非常想念伊朗，德國糟糕的天氣、疏遠的人際關系、科隆老舊的基礎設施、丑陋的街道和幾乎從不準點的公交改變了他對德國的印象；但問題是，他和媽媽已經花了很多錢來德國，他們現在既沒錢、也不情愿再回到伊朗，進而白白損失這筆旅費。更令二人憂心忡忡的是，一年后當有關難民身份的調查結束，他們很可能被德國政府驅逐。丹尼說，為了獲得避難者身份，很多穆斯林改信了基督教，謊稱在本國遭受宗教歧視和迫害，但這個辦法現在也不那么管用了。

當夜，我們又在科隆火車站里聚齊。小伙子們大體挑好了家具和電器，明天開始陸續送到新房。亞瑟對火車站里的麥當勞服務員比劃了半天，給大家點了套餐，眾人狼吞虎咽地吃飯。薩珊說，亞瑟今天花了近7000歐元，并且還想著以后換到更好的公寓去，盡管他們誰也不知道未來能否在德國繼續生活下去。亞瑟對德國顯然也是失望的。他去過日本，欣賞那里的整潔有序，以為德國的一切也像日本一樣，但科隆的生活讓他看到了現實。薩珊則說，他正考慮從科隆坐火車穿越海峽到英國去生活。

離開科隆的幾天后，我飛往德黑蘭。行前，丹尼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把筆記本電腦從伊朗帶到德國來。偷渡到德國時腳步匆匆，很多東西都被迫拋下。

時隔九個月再次來到伊朗，我感覺人們對西方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即便在小城市，當地人聽說我在德國留學，也要興致勃勃地向我打聽歐洲的一切：從工資收入、自然環境，到社會治安和酒吧、夜總會，不一而足。家長們則問我如何才能把他們的子女送到德國留學、什么階段過去最好、如何錄取、簽證又該怎么辦……仿佛他們的孩子決心已定，很快就要動身啟程。

我把薩珊等人的故事告訴他們，說明德國生活并不是他們憧憬得那樣美好。人們唏噓不已。記得一位長者對我說：伊朗的年輕人大多崇尚西方，覺得歐美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拼命想逃離祖國，遷移到那里去生活；但他們對其他國家的了解其實很有限，他們不知道在西方掙錢多，納稅也高，收入多，花銷也大——大家只看到好的一面，對困難考慮不足。

一天夜里，我在德黑蘭見到丹尼曾經的朋友們。他們說丹尼已經消失了六個月，沒有任何音訊。得知丹尼在德國的處境，幾個人既生氣又無奈：“他就是把國外想得太好了，覺得伊朗一無是處。我們曾經勸過他，但也沒用。”“他的媽媽太溺愛、順從他了，丹尼英語德語都不會，兩個人在德國怎么生活下去？！他的異想天開給自己和家人，也給我們帶來了悲劇。”

丹尼后來發短信給我說，他不想要筆記本電腦了，“如果你行李有空，我讓親戚準備一些伊朗食品，麻煩你捎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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