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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海娟、夏柱智】

據媒體報道，2022年12月以來，各地經歷了新冠感染高峰，近日，多地發布最新研判，已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峰，發熱門診持續下降。

2023年元旦，我們回老家關注了一下農村疫情防控情況。這是距離省會武漢約150公里的農村，農民普遍外出打工，村里主要留下留守婦女、老人和兒童。而我們的了解結果，與上述研判基本一致，此外我們也獲得了一些與大眾想象可能不那么一樣的認知。

農村度過了疫情高峰期

我們實地對話了附近4個村的鄉村醫生，發現疫情集中暴發的時間是在12月中旬，和省會城市武漢時間差不多，到12月月底，疫情高峰已經過了，村衛生室已回歸正常狀態。也因此，他們有時間接受我們的訪談。

疫情高峰是村醫依據輸液打針狀況來估計的。正常狀況下，張村衛生室吸引的患者比較多，一般每天打針不超過10個人，但在疫情進入高峰的12月17日，當天一共有173個人打針（并不全是張村本村人），為此村醫請了1個人幫忙照料。而我們訪問的另外3個村醫報告說，最高峰的那一周，每天有50~60人打針（村醫估計一個村大約有300人打針，占常住人口的1/5左右）。

村民在村衛生室輸液（作者供圖，下同）

打針的高峰從12月14日左右開始，持續了一周多。2023年1月5日，我們看到還有村民來打針，打針人數已恢復到平時數量。按照村醫們的估計，95%的農民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已基本恢復，我們元旦回到家鄉，沒有看到衛生室繁忙的景象。

據4個村醫報告，村莊最近20天去世的人分別是0人（張村，1800人）、0人（坪村，1700人），2人（周村，1500人）、4人（軍村，1400人）。其中，死亡人員絕大多數是有基礎病的老人，大家將其作為“自然死亡”看待，和新冠病毒感染關系不大，也沒有人測過抗原或核酸。全鎮目前報告了一例不到40歲的年輕人去世的情況，原因是尿毒癥，這是該鄉鎮最近20天去世的唯一年輕人。但是從醫療的角度，村醫并不認為這是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村民們更不會如此認定。

村醫還報告說，從村莊轉診的重癥病人不多，一個村就那么幾個。如果引發的基礎病并不嚴重，村醫就把病人轉診到鄉鎮衛生院和縣市醫院，也是打針，不過那里很擁擠，沒有床位、沒有人照料，縣醫院也勸大家回到村里治療。比如我的鄰居，80歲了，有肺氣腫，到市里醫院拍片，雙肺已經感染。市醫院認為住院和在村都是打針，讓她回村里治療，醫生上門服務。

問到“農村是否有普遍的恐慌心理？”村醫報告說，“放開之前怕，開放之后不怕。”理由是：在放開之后，很快就達到疫情高峰，也沒有引發嚴重的后果，因此村民們也就很快沒有了恐慌心理，回歸到正常生活。

周村的老年人活動中心曾經由于疫情關了好幾個月，元旦期間又重新開放了。老人們表示，“大家都已經感染了，也都已經恢復了，沒有必要再害怕了，可以繼續正常地生活了。”周村還開始了夜晚的廣場舞、舞獅舞龍訓練，為春節期間的節慶活動做準備。疫情過后，大家也終于可以過一個團聚的春節了。

大家開始為春節期間的節慶活動做準備

疫情防控，村醫扛起了重擔

村醫是國家醫療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最后一公里”。在家鄉的農村，村村都有“村醫”，村醫使用國家建設的衛生醫療室或自家房屋，為本村及附近村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可以說，這次農村疫情防控，村醫承擔了主要的角色，為保障農村基本不缺藥、農村不慌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村醫是非常穩定的職業，也是令人尊敬的職業。我們訪問的村醫都是“夫妻檔”，一般是村醫問診、開處方，其愛人負責配藥、打針、護理等（也接受過基本的醫療衛生培訓，具有相關資質）。

一個村莊的村醫能夠獲得大約10-20萬元收入，其中從國家獲得的公衛服務、基藥等補貼有2萬元左右，可見村醫大多數收入是個體經營所得。村醫多接診病人，就可以多獲得收入，因此有很大的動力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

但是，村醫并不是完全為了收入才為農民提供服務的。長期在村的村醫形成了一種責任感，他和這些農民是熟人、是親戚朋友，從職業角度，他有照料這些留守人口健康的責任。也因此，相比于村干部，村醫更能夠得到農民的尊敬。

應對集中暴發的新冠病毒感染，群眾相信村醫，而村醫也有能力應對。高峰期那幾天，由于打針的農民太多了，村醫非常勞累，不過即使自己也感染了，也在支撐，為群眾提供服務。比如我們對話到的張村明醫生，感染之后，睡了一晚上，服用了一副中藥，第二天繼續正常工作。她的愛人感染后發燒，忙了一天后晚上自己給自己打針，第二天照常工作。

村醫在輸液打針過程中，主要使用三類藥物：一是抗病毒的，二是抗感染（炎癥）的，三是加強營養的，都是平時最常用的。病人的打針天數不一，根據癥狀輕重判斷，有的人一兩天，也有人打了一星期。

農村打針的比例高，一是因為這已成為一種治療習慣，比如發燒了，村醫認為病情比較嚴重，需要打針；二是很多村民主動要求打針，他們認為吃藥的速度太慢了，打針好得快。在這次疫情傳播過程中，打針后治愈效果良好，減少了重癥、死亡情況的出現，降低了疫情對農村弱勢老人群體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