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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教法官監國”體制在什葉派思想史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伊朗什葉派主流地位的鞏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16世紀初薩法維王朝的建立，及其推行的“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的政策。隨后的數百年間，伊朗什葉派教士在國內司法、教育、文化、社會乃至行政領域，逐漸擴張自己的影響力。盡管什葉派和遜尼派同屬于伊斯蘭教，并且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內，無論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士都或多或少擁有獨立于政治世俗權力的宗教自主權，尤其是以清真寺為核心，以慈善、教法等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的體系。

但是在對待世俗世界關系上，什葉派（尤其是伊朗什葉派）有著不同于遜尼派教士的、對于政治權力更多的介入。這與什葉派在伊朗的發展軌跡，尤其是16世紀之后與遜尼派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所處環境不盡相同有關，什葉派教士相較于奧斯曼帝國的遜尼派教士，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從根本上講，什葉派信奉的“末日伊瑪目回歸”，盡管帶有濃厚的彌賽亞色彩，但也暗示著什葉派教士自身的“使命感”，在某些方面始終否定現實政治權力的“最高權威”，因而能夠通過相對自主的宗教力量來影響世俗權力。因此伊朗什葉派教士“監管”世俗權力，形成了獨特的“教法官監國”體制。

伊朗人口與宗教分布

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后，“伊斯蘭”元素在伊朗國內的比重不斷增大。比如在行政領域，所有政府官員需要參加伊斯蘭教考試，測試是否效忠國家；在立法系統，伊朗在建立了國民議會的同時，還成立了憲法監督委員會（簡稱“憲監會”），“使伊斯蘭議會通過的決議不與伊斯蘭法規和憲法相違背”；在司法方面，伊斯蘭教法成為了幾乎唯一的合法性來源，1982年伊朗最高司法委員會廢除了1907年以來“非伊斯蘭”法律法規，使得伊斯蘭教法成為了伊朗司法的唯一合法性來源。

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國家建設，其很大程度上有兩種相互“角力”的政治力量，一種是希望“回歸”什葉派教士心中完美的“伊斯蘭世界”，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源于人們的“無知”和外部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因此需要更加大力的推行伊斯蘭教，加強自我封鎖，這也就暗示著伊朗必須更加“獨立自主”，繼續大力推動伊朗國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霍梅尼所說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即使在面臨美國經濟制裁，哈梅內伊也提出過發動“經濟圣戰”來對抗封鎖。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拜謁已故領袖霍梅尼陵墓

但是另一方面，面對許多現實的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檔案處理、人民管理等等專業問題，伊朗和其他諸多“后革命時期”的國家一樣，需要諸多專業技術干部。而且熱情滿滿的口號，無法解決現實中存在的腐敗、貧富差距、高失業率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伊朗從政治權力設置上，就體現出了“革命-專業”這樣的平衡設置。

從十二伊瑪目派邏輯上，最高精神領袖是“隱遁伊瑪目”和世間的“代理人”，因此其權力也就需要“人民”來冠名。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受到“專家委員會”的選舉和約束，“專家委員會”成員都是學識滿滿的伊斯蘭教士，由伊朗人民選舉產生，在這里，最高精神領袖的權力和人民權力形成了統一。在最高精神領袖之下，則有作為國家立法來源的“議會”和行使行政權力的“總統”和“政府”。但是這些機構受到了來自“憲法監督委員會”、“國家利益委員會”（負責協調憲法監督委員會和議會之間關系）以及“司法總監”（司法最高長官）的制約，而這些機構的領導人，都受到來自于最高精神領袖的直接任命（或者部分任命），也就是說，最高權力來源于人民，由最高精神領袖代表，而最后歸于最高精神領袖。

伊朗大選即將來臨，但也受到了外部干擾，尤其是特朗普將會在總統大選日當天開始自己的中東之旅。如果特朗普在出發前，就美國-伊朗關系或者美國中東政策發表相對敏感的講話，那很可能會幫助伊朗國內強硬派和保守派獲得選票。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也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了伊朗大選之中。

伊朗總統大選即將拉開帷幕，其結果無疑將會對未來伊朗政壇乃至整個海灣中東局勢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對于伊朗人民來說，切身的生活條件和更多的經濟實惠，才是最為關心的問題。能夠帶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才是伊朗當前民眾心中最合適的總統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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