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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在經歷數次“被死亡”之后，7月11日，伊拉克蘇馬里亞電視臺（SUMARIA TV）網站報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發布聲明承認其最高頭目巴格達迪已經死亡——與以往由西方媒體發布消息不同，這次是“伊斯蘭國”自己宣稱的，看樣子可靠許多。

而就在一天之前，伊拉克政府軍剛剛宣布從“伊斯蘭國”手中收復伊拉克北部重鎮摩蘇爾，“伊斯蘭國”似乎日薄西山。作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最高領袖和極端組織話語體系內部宗教意義上的“哈里發”，巴格達迪的死訊，又會對“伊斯蘭國”的發展產生哪些決定性的影響呢？

巴格達迪

致命打擊

很多分析往往更傾向于將“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做對比，認為本·拉登的死并沒有促使“基地組織”土崩瓦解，反而在世界范圍內“開枝散葉”，因此同為伊斯蘭極端組織甚至“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國”，在最高領導人巴格達迪的死亡也會如本·拉登一般，對于“伊斯蘭國”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

這種分析一方面是基于過去數十年我們對于各類極端組織，尤其是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演變的一個經驗性的總結，一些伊斯蘭極端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塔利班”“哈馬斯”等，在過去數十年經歷了一系列領導人變動，甚至是較為頻繁的領導人變動（無論是正常的還是非正常的），但是這些領導人變動都并沒有對這些組織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干擾，各個組織仍然井然有序的發展，內部架構和社會根基仍然幫助這些組織頑強生長。

另一方面從學理上講，不少反恐專家已經通過總結各類極端組織的運作機理，認為從時間軸線上看，如果一個極端組織在草創初期，那么該極端組織很可能在遭到領導人的損失后，無法實現自我修復，最終歸于沉寂，而如果一個組織的團隊建設相當成功，那么即使經歷了重大的領導層損失，該組織仍然會頑強“挺過難關”。

對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來說，如果我們將其歷史追述到2003年之后扎卡維在伊拉克建立的“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那么從過去的十多年時間來看，“伊斯蘭國”包括其前身各個組織確實經歷了多次領導人的意外變更，但是卻并沒有造成該組織的“消亡”，反而經過演變成為了超越“基地組織”的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因此“伊斯蘭國”的領導人、自封為“哈里發”巴格達迪死亡，也許并不會對于組織發展產生致命影響；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按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視角來解讀“哈里發”，解讀“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邏輯，那么此次巴格達迪被擊斃，很可能對“伊斯蘭國”的“合法性”基礎以及未來的發展都將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黃金時期”

哈里發是指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伊斯蘭阿拉伯政權元首的稱謂，是伊斯蘭政治、宗教領袖。源于阿拉伯“繼承”一詞音譯，原意為“代治者”“繼承者”，后來演變為伊斯蘭世界的最高宗教權威和權力中心。

在幾乎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看來，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類似儒家文化語境下的“堯舜禹”時期，就是伊斯蘭教創立初期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隨后的伊斯蘭世界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奧馬爾、奧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發。后世穆斯林學者普遍將這些伊斯蘭教早期“哈里發”視為能夠代表整個伊斯蘭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領袖。應當指出的是，其實在當時的歷史上，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內部一直存在分裂的聲音，其內部的團結程度并不如后世很多伊斯蘭學者所宣傳的那樣親密無間。

哈里發

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政治文化相對淳樸，哈里發的選舉相對公允，從穆罕默德到阿里五位伊斯蘭世界領導人都較為正直，因此被后世穆斯林學者視為“榜樣”。除此之外，早期的五位領導人治理下的伊斯蘭世界，也是整個伊斯蘭歷史上少有的“統一時代”，在隨后數個世紀內，伊斯蘭世界很快被民族、種族、教派和文化撕扯，到公元11世紀時候就已經陷入分裂，而當時定都巴格達的阿巴斯王朝、定都開羅的法蒂瑪王朝和在今天西班牙的倭馬亞王朝領導人，都紛紛自立為“哈里發”。

而穆斯林世界這樣的彼此分裂，在隨后的一千年時間內仍然持續，直到今天。盡管后來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君主也稱為“哈里發”，其合法性得到了從北非到印度莫臥兒帝國的認同（至少是表面上的），但是伊朗的什葉派王朝卻并不承認奧斯曼君主“哈里發”的合法性。因此很多伊斯蘭思想家，都將穆罕默德和以后的四任哈里發時期認為是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

哈里發的夢想

由于伊斯蘭教本身宣揚“宗教+政治”，并不認同“政教分離”，因此“哈里發”也就兼具了伊斯蘭世界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權威。這種權威有一個前提，即所有穆斯林能夠超越自己的種族、文化和社群分歧，將自己視為一個統一“伊斯蘭世界”（烏瑪）的一份子。

不過這一前提，事實上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無法實現，而且隨著近代民族主義興起，這種“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政治理念也逐漸喪失現實合法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奧斯曼帝國被西方肢解，而戰后以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為代表的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則在1924年最終終結了哈里發制度。也就是說，從1924年之后，整個伊斯蘭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一個法理上的最高宗教和象征性的最高世俗權威。整個伊斯蘭世界開始根據民族主義而構建起現代國家的版圖。

但是哈里發制度并沒有完全終結一些穆斯林心中的“伊斯蘭大同世界”夢想。當凱末爾宣布終結哈里發制度之后，就有西方學者預言：“復興哈里發的夢想將很可能深藏于穆斯林心底，在隨后的數代人時間內仍然影響深遠”，因為“每一個穆斯林都將他們視為‘伊斯蘭大同世界’的一份子……這個世紀在伊斯蘭學者——哈里發統治之下，串聯穆斯林之間的深情厚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