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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近日伊朗總統魯哈尼宣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已經被剿滅；而不久之后，伊拉克總理阿巴迪也發聲，宣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勢力已被剿滅。但轉眼，埃及就爆發死傷慘重的恐怖襲擊，“伊斯蘭國”宣布對此負責。看來，“伊斯蘭國”雖然在正面較量中失敗，但以“伊斯蘭國”名義發起的恐怖襲擊，仍可能繼續在中東甚至其他地方肆虐。

中東如何才能走出陰云？不妨梳理下“伊斯蘭國”的歷史軌跡。

從2014年開始肆虐伊拉克和敘利亞，到如今被“徹底戰勝”，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興衰，也成為了中東混亂政治局面的一個縮影，而且也勢必繼續影響著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未來政治進程。

盡管關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崛起和發展，有著數不清的陰謀論，比如認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是美國，或者是以色列，或者是土耳其，甚至是伊朗等大國的“博弈工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伊斯蘭國”的崛起與發展，很大程度上離不開2003年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后伊拉克國內混亂的政治局面，其擴張則得益于敘利亞內戰帶來的政治亂局。

美國人“想當然”地認為，一個“民主”的伊拉克將會消滅諸多社會頑疾，也會為中東樹立一個“民主樣板”。2003年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后，伊拉克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當時美國占領當局領導人保羅·布雷默推行的“民主改革”太過激進和極端，給伊拉克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小布什和布雷默（圖/Digwithin.net）

一方面將一些原本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伊拉克“異見者”扶持上臺，但是美國占領當局主導的改革卻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后果。重新回國的海外流亡政治人物并不熟悉伊拉克國內事務，在很長時間內，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行政影響力僅限于首都地區，領導人權威并不被伊拉克地方各個政治力量所接受，成為了“首都政府”。

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短時間內解散了伊拉克國內原有的安全和權力架構，希望重建新的“民主的”軍隊和政治機構。布雷默甚至模仿美國“二戰”后在德國的“清除納粹”的政策，將伊拉克薩達姆時期的執政黨“阿拉伯復興黨”的所有黨員全部“開除公職”，將伊拉克薩達姆時期的軍官全部遣散。而被遣散的薩達姆時期的軍隊和警察，代表著社會政治權力架構的基礎，當失去權力和生活來源，則開始形成反抗美國占領軍的地下武裝團體。

地方和中央的“民主化”選舉，則加強了宗教教派的身份認同，導致伊拉克遜尼派——什葉派、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之間的關系危機；將伊拉克國有企業和礦產“私有化”，則意味著外國資本尤其是西方資本的大舉進入，沖擊了伊拉克社會經濟基礎，也讓伊拉克人心生不滿。

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的“民主化”，不僅沒有促使伊拉克社會穩定，反而造成了劇烈的動蕩。尤其是在2003年后，伊拉克什葉派在中央政府的權力大大增強，伊拉克遜尼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的趨勢不斷加深。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為核心，以“抵抗異教徒”、“打擊入侵者”為口號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開始在伊拉克崛起，并且得到了不少遜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和同情。很多伊拉克遜尼派商人秘密地給這些極端組織提供捐助，而一些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公益組織也或明或暗地通過各種途徑對伊拉克的遜尼派極端組織予以援助。

這些遜尼派極端組織，尤其是以扎卡維領導的“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為代表，在2003年之后迅速發展，隨后幾經演變，形成了如今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2011年，伴隨著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一大批伊斯蘭極端組織潛入敘利亞，建立自己的分支機構，攻城掠地，將敘利亞作為自己的戰略“大后方”。

在2014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爾省不斷擴張，甚至一度攻占了伊拉克北部重鎮摩蘇爾，其招募極端分子的網絡幾乎遍及世界，對國際社會形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脅。

曾被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占領的摩蘇爾在經過將近9個月的解放戰爭后，這座歷史悠久的老城只剩滿目廢墟（圖/東方IC）

如今“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主要地區已被“清掃干凈”，但是并不意味著伊拉克和敘利亞將會迎來政治安寧。

對于伊拉克來說，在“后伊斯蘭國”時代，如何平衡國內的教派權力關系，安撫國內遜尼派，重建安巴爾省等遜尼派地區，是伊拉克中央政府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而2014年8月組建的、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人民動員軍”，盡管在過去多年打擊伊拉克境內“伊斯蘭國”武裝的戰斗中英勇作戰，但是在“后伊斯蘭國”時代，如何安置這些什葉派武裝人員，將涉及到伊拉克國內政令統一以及遜尼派-什葉派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