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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紹光】

一、從亞當·斯密被誤解說起

很多人講自由交換是人類的本性，甚至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證明這個觀點。其實不是這樣的。人類歷史大概是300多萬年，至少有299萬年都是自給自足。大概到五六千年前，“市場交換”才真正出現了。而集市貿易，即我們說的市場，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左右才出現。在蘇美爾的表意文字中，市場一詞呈Y形，意指市場往往位于道路的交匯之處。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里，市場的作用很小，只有小規模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貨幣進行交換。而且，當時的交換除了受到官員規管以外，還受道德、倫理方面的約束。比如，價格常常不是根據供求關系來決定的，而是強調just

price（正當、正義的價格），強調“賣給富人的東西可以賣得貴一些，但賣給窮人的要便宜一點”。

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出現的時間就更晚了。當長距離貿易、資本主義出現以后，西方國家才出現了市場經濟。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和長距離貿易的興起實際上是與殖民主義、奴隸貿易等聯系在一起的，它一直到18世紀末都還沒有被理論正當化。

那個時候，市場受到各種各樣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比如，西方最早和東方做貿易的很多東印度公司（英國在1600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其后荷蘭、丹麥、葡萄牙等都很多國家也建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及一些不叫東印度公司的公司，都必須拿到政府牌照特許才行。

從貿易企業變為印度實際主宰者的東印度公司

我們現在把這些實體叫做“公司”，但company這個詞本來是一個軍用名詞，指一群士兵，它在很晚以后才有我們今天說的“公司”的含義。同樣的，enterpreneur這個詞最早出現的時候，指的是政府工程尤其是軍事工程的承包人，而不是今天常說的“企業家、企業家精神”這些概念。所以，最早的市場經濟的形成是跟政府、軍事、暴力聯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的歷史上，市場經濟的興起過程是一個非常血腥的過程。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慢慢興起，逐漸地有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崛起完全離不開國家和國家干預。

生活在16世紀下半葉、17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政治家和哲學家霍布斯就曾說，沒有國家的強力保障，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是不穩定的，人們生產、交易的東西往往會被別人搶走。所以需要國家來對人們的貿易活動進行保護，以及保護那些擁有財產的人。

現在不少人把亞當·斯密捧為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但他最早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1759年），講的是道德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那之后，又過了幾年，他寫了另外一本書叫《關于法律、警察、稅收和軍備的講演》（1763年），講的是一個國家建立法律、收稅和建立軍隊的作用，以及它們對發展經濟的重要意義。

十幾年以后，他才寫了《國富論》（1776年）。這本書也不完全是講市場經濟。我懷疑很多人僅僅讀了《國富論》的第一篇。大家如果認真讀了該書的第三篇和第五篇，就會發現“那只看得見的手”是隨處可見的——斯密講了國家強制能力，包括國家的軍隊、警察以及稅收的力量有多么重要。

資本主義的崛起離不開國家，它是國家一手扶植起來的。這從當時的歷史和理論家那兒都能看得很清楚，但現在往往被教科書掩飾住了，所以大家誤以為市場經濟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只要沒有外力干涉，它就會自然而然地生長。這其實只是一種幻想。

二、自由市場，是國家干預的結果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通過大量事實指出，所謂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國家有意識地干預的結果。就這方面，我可以舉些例子：70年代末英國出現的撒切爾革命，以及8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里根革命，都是有意識地希望通過政府干預以造成自由市場的結果（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南美、蘇聯、東歐進行市場轉型，以及阿根廷、智利等出現的軍政府支持在芝加哥受過經濟訓練的專家學者進行市場改革，甚至中國從改革前到改革后，再到90年代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都是國家有意識干預的結果。沒有國家干預，不會出現這樣一場轉型。

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種所謂的標準的市場經濟，即使在今天的歐美國家，所謂的市場經濟也都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關于此，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90年代初，市場化轉型的排頭兵之一是波蘭，波蘭請哈佛大學的加爾布雷思教授給他們作主題演講。觀眾聽完講演后，很納悶：“你講了半天市場轉型，但是為什么沒有提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名字？”這兩人都是市場轉型的大師。

加爾布雷思教授當時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說，這兩人鼓吹的那種市場經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今天的世界上也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話，那將是人類的災難。當時加爾布雷思教授講這話的時候，估計波蘭人還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現在恐怕有更多的人都清楚了。

抽象地爭論政府干預好不好，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爭論就像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爭論。世界上存在過的、現在存在的市場經濟都有“干預”在其中，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從來沒有存在過。歷史上和現在存在的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政治、社會和價值體系的混合體。

假設會出現一種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這完全是一種幻想。從現實上來講，我們不說所有干預都是好的，但是政府干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新聞周刊》有一期封面的標題就叫做“We

are all socialist”（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突然發生了金融危機，如果美國政府不去救市的話，美國的整個體制就垮掉了。

更近一點，比如不久前美國得克薩斯州因為暴風雪引發了電力危機，這次危機讓我們意識到電力、通訊、交通等網絡性產業的市場化存在多大的風險，政府干預在這些領域里面顯然是必要的。網絡性產業引發的問題會是全局性的，如果不進行干預，一旦出現問題就可能引爆全局性的危機。

除此之外，在市場交易里面，交易的雙方往往是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的，會引發很多問題，這也是需要政府進行干預的。

如果有人認為“干預不能提高效率，自由市場才會提高效率”，那么是把效率變成了判斷制度優劣的唯一標準。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標準。安全、公平等很多其他價值標準同樣是判斷一個經濟體制好不好的標準。我們要把效率和其他價值標準放在一起作為標準，來進行平衡。

實際上，政府干預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在哪些領域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分析在具體的情況下哪些政府干預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就把它們完善了，把它們做得更好，不必要的就減少。這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