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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群眾路線踐行機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調研，因為它是最常用的機制；即使在群眾路線提法銷聲匿跡的年代里，調研的傳統依然持續，只是頻率較低、深入不夠。[64]隨著群眾路線的復歸，對調研的重視程度也大大加強，“調研”的百度指數攀升便是明證（見圖6）。

在提出群眾路線以前，毛澤東已極度重視調研，并身體力行。他于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過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調查。井岡山時期，他又進行過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調查、分青和出租問題調查、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調查、分田后的富農問題調查、有關兩個初期的土地法的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65]成為中共領袖后，毛澤東又反復向全黨強調進行調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風時期，中共中央于1941年做出了《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66]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兩次要求“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67]，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68]，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69]。

十八大選出的新班子帶頭人習近平在身體力行調研方面也堪稱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從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陜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到河北省正定縣委，再到廈門市委、寧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一直到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調研。2002年10月，剛到浙江走馬上任，習近平便展開了密集調研，頭兩個多月，在外調研的時間占工作的一半左右；頭九個月，他已跑了90個縣、市、區中的69個；[70]2005年，習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調研，做了30次大的調研；[71]五年間，其足跡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72]2007年3月27日，他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幾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開始對浦東展開第一次專題調研；其后，在不到半年時間里，他就把上海市19個區縣調研了一遍。[73]用習近平自己的話說：“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區。”[74]在十八大上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習近平依然堅持到基層進行調研。[75]不僅習近平是這樣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歷屆常委們也都是這樣一路走來的。[76]

與由學者或智庫進行的調查研究相比，這里所說的決策“調研”有八個特點。

第一，調研的定位是決策的必經程序。在毛澤東看來，決策時，“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77]哪怕是選舉出來的所謂“代議士”，不經調研就決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澤東建議，凡是決策，“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78]毛澤東的告誡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79]對調研后決策的要求，陳云說得更加形象：“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80]習近平完全認同對調研的這種定位，認為“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81]

第二，調研的主體主要不是秘書、顧問等輔助人員，而是決策者本人。例如，雖然毛澤東曾委托其身邊工作人員（如秘書田家英）進行調研，[82]但他更強調領導干部“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83]因為“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的”。[84]他本人以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云、彭真都曾到各地進行調研。[85]今天，下基層調研仍是中國各級第一書記的必修課與基本功。習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與基層干部群眾接觸，面對面地了解情況和商討問題，對領導干部在認識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間接聽匯報、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誡，“現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來越發達，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領導干部親力親為的調查研究”。[86]習近平特別強調各級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要親自下去做調查，親自主持重大課題的調研。“因為對各種問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負責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見由領導集體決斷，而主要負責人親自做了調查研究，同大家有著共同的深切感受和體驗，就更容易在領導集體中形成統一認識和一致意見，更容易做出決定”。[87]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于2010年印發的《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省部級領導干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縣級領導干部不少于60天，領導干部要每年撰寫1至2篇調研報告”。[88]

第三，調研的主題可以隨時變化，但主要是對決策者負責任范圍內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以及形勢發展變化帶來的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課題。具體到當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深入研究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研究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深入研究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深入研究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全面了解各種新情況，認真總結群眾創造的新經驗，努力探索各行各業帶規律性的東西，積極提供相應的對策”；“尤其對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更要主動調研，抓住不放”。[89]

第四，調研的對象是與決策相關的那些“能深入明了社會經濟情況的人”，[90]包括“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干部，或老百姓”。[91]更具體地說，“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群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92]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調研對象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被動的，他們也是調研的能動參與者。決策者應該在群眾中，與群眾一起展開調查、一起進行研究。

第五，調研的態度是“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為“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更何況，如果不是“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群眾就不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93]只有“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94]依據自己的實際經驗，習近平的建議是，“領導干部進行調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深入田間地頭和廠礦車間，同群眾一起討論問題，傾聽他們的呼聲，體察他們的情緒，感受他們的疾苦，總結他們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智慧。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既要讓群眾反映情況，也要請群眾提出意見……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95]

第六，調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向群眾請教”、“向群眾尋求真理”。[96]對決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為了知道該做什么，汲取民智是為了知道該怎么做。主動從老百姓那里汲取他們的智慧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體現。

第七，調研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主要是“走出去”（如訪談、蹲點）與“請進來”（如座談會）兩大類。“走出去”是指，“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請進來”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97]不管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關鍵是要接觸基層干部群眾。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和新對策”。[98]“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形式是有選擇地開展蹲點調研，解剖“麻雀”。蹲點調研“要注意選擇問題多、困難大、矛盾集中，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農村、社區、企業等基層單位，開展蹲點調研，傾聽群眾心聲，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99]當然，調研方式也要與時俱進。在堅持傳統方式的同時，也應“進一步拓展調研渠道、豐富調研手段、創新調研方式，學習、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調研方法，如問卷調查、統計調查、抽樣調查、專家調查、網絡調查等，并逐步把現代信息技術引入調研領域，提高調研的效率和科學性”。[100]

第八，調查與研究并舉。調查的作用是對某一現象或問題進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經驗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綜合，加以系統化、條理化，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出它的內在規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101]調查與研究并舉實際上就是“實事求是”。用陳云的話說，“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02]“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103]沒有細致的調查，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104]沒有認真的研究，調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終將會被棄置的材料。“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調查結束后一定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思考，進行一番交換、比較、反復的工作，把零散的認識系統化，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105]

由上述八個特征可以看出，調研體現的正是群眾路線的精髓：“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調研到決策的過程正好回答了有關代表的四個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么？怎樣代表？

近年來，筆者與合作者進行了兩項有關中國政府決策模式的研究，一項是關于中國醫改決策過程的研究，另一項是關于中國《十二五規劃》形成過程的研究。它們都清楚地表明，調研是中國決策模式的最大特色。[106]換句話說，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中國的政治過程確實踐行著代表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