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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世純】

本周比較重要的軍事新聞，都和美國的戰略核力量有關。

《紐約時報》本周獨家報道稱，美國總統拜登于今年3月批準了未來4年的《核應用指南》（U.S. nuclear employment guidance），這版《指南》重新調整了美國核威懾戰略的方向，“首次聚焦中國核武庫的擴大”。

同時，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26日報道稱，美國陸基核威懾的基石——450座上世紀60年代修建的“民兵”導彈發射井及相關基礎設施已嚴重老化，很多發射井的狀態已“達到極限”，難以繼續有效承擔起戰斗值班任務。五角大樓和國防承包商面臨著“噩夢般”的升級維護，預算費用屢創新高，達到1410億美元，而完成維護的期限也要繼續延宕5年——這意味著下一代洲際彈道導彈的部署也將推遲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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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涉及美國核武力的新聞，說明了美國核力量的現狀與未來。當然，一旦涉及到核領域，公眾輿論界的反應總是千篇一律。關于拜登“核秘密報告”的評論一般都會總結為“要錢”或“意欲何為”。盡管核武器是每個合法擁核大國保持經濟發展和維護大國地位的戰略基石，但就筆者觀察，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普通民眾都對于本國或外國的核政策不甚了解。很多時候，全世界普通民眾只是粗暴地認為“美俄的核彈可以毀滅世界”，然后就沒有更多認知。

當然，筆者認為，一般民眾對核政策保持不了解狀態，對本國核武力發展和世界和平終歸是個好事兒，否則他們一定會驚訝于現行核政策與核學說，本國核力量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大相徑庭。

輿論總是非理性的。一個踏實做事的政府盡管會基于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發展核力量，但在具體決策上往往是脫離民眾的。美國方面更是如此，很多報道將《核應用指南》稱作秘密核戰略，但該指南的存在本身不是什么秘密。盡管只有白宮和五角大樓高官能夠翻閱這一指南，但美國國內法律明確要求白宮和軍方向美國國會說明核應用指南的調整情況。

在美國這樣一個自詡民主的國家，如此“公開的機密決策”確實不多見。盡管核政策是美國核心政治議題之一，但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核政策不再像上世紀60年代那樣具備很強的公共政策屬性。現有的美國核政策完全是基于政府高層和軍方的非公開決策制定的。也因此，《核應用指南》成為了美國當下少數幾個可以繞開公眾輿論而制定的重大政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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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應用指南》也不是突然制定的。每屆美國政府都會在任期內出臺《核態勢評估報告》（NPR），隨后2年內根據《核態勢評估報告》撰寫新的《核應用指南》，詳細說明核武器使用政策、目標、優先事項和場景。從冷戰結束開始，這一流程就走了至少7遍。過去30年間美國政府只需要應對朝鮮和伊朗，恐怖主義擁核以及臺海危機帶來的潛在熱戰風險就可以，不需要對本國核理論和核存量進行傷筋動骨的大改革，因此每屆美國政府的《核應用指南》大多是換湯不換藥。

但到了拜登政府，他們需要制定的《核應用指南》遠比小布什、奧巴馬以及特朗普時期要復雜。首先是因為拜登任期內發生了美國政府沒有預料到的事情，也就是“東方大國”的核突破。美國的智庫從2021年拜登上任伊始就開始鼓吹中國大規模擴核。從2021年7月1日開始，美國各路智庫不斷援引商業衛星照片宣稱，中國正在建造的陸基核載具數量急速增長，將超過美俄目前部署的總量，使得中國的核武力規模達到和美俄并駕齊驅的水平。

盡管這一消息震驚了公眾輿論界，但筆者判斷，在2024年年度的《核應用指南》中，美國不會對中國的核力量規模和核地位作出大規模修改。雖然是猜測，但至少《紐約時報》采訪的專家也承認，目前俄羅斯的核武器體量“仍然大于中國”。

這并不奇怪，面對中國的潛在核武器規模，白宮和美國軍方在過去3年時間內都保持了相對低調，只是在道德層面指責中國擴核，并沒有對智庫的OSINT觀測進行背書。在2022年的《2022年中國軍力報告》中，美國方面刻意低估甚至刻意模糊化中國的核規模和核目標。而在同年出版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和次年出版的《2023年軍力報告》中，美國軍方只是模糊地宣稱中國核目標是“2030年代部署1000枚核彈頭”，這一數據甚至遠遠小于開源情報（OSINT）觀測到的數量。

對于美國這種忽視“房子里的大象”的行為，國內有觀點認為，可能是美軍要求公眾繼續保持“中國無法在核實力上匹敵美國”的認知，為本屆白宮班子對抗中國的激烈政治軍事和經濟行動尋求合法性和支持。此外，也有人認為，拜登政府面對目前不愿意承認自己核地位的中國，傾向于把問題留給后人的智慧。這兩種觀點筆者都部分同意，但筆者更傾向于認為，拜登政府在核決策上的猶豫不定，源自美國工業基礎導致的核理論與核現實之間的脫節。

核理論與核現實

美國的核建軍由軍方主導，但核政策則由政客主導；而在美國學術界，70年代以前沒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核學說。這導致美國核力量處于理論與現實脫節的狀態，并直接影響了冷戰前期諸多熱戰和對抗的結果。不過，到了尼克松時代，美國的政界、學術界終于統一意見，認為在美蘇同時達到“確保相互摧毀”（Mutual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情況下，核大戰“沒有贏家”。因此，美國當局放棄了原有的“先發制人”核戰略和“大規模報復”核戰略，轉而選擇“互相確保核摧毀”戰略。

盡管五角大樓同意“核大戰沒有贏家”這一政治決策，但具體到核武器發展和建軍上，美國在建造新一代核載具時的首要思路還是立足于在美蘇核戰爭中的全面核實戰。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核武力不僅僅局限于“確保對敵國大規模殺傷”（WMD），而是要保證己方的核力量能實現一個“戰略勝利目標”，也就是“打贏核決戰”。

美國在歐洲大量部署的中導，也是針對蘇聯“核制勝”的手段圖源：知乎萌虎鯨

對于美軍而言，這一戰略從來不是模糊的，而是可以量化的。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核打擊計劃“美國統一聯合作戰計劃”（SIOP）中，美國認為“核戰爭”的勝利可以被定義為“摧毀‘蘇聯-中國’集團的核投送能力以及政治軍事指揮核心；摧毀‘蘇聯-中國’的軍事力量；摧毀‘蘇聯-中國’的城市工業能力”。

但這一戰略勝利目標到上世紀60年代末得到了進一步量化。美國認為，在一場核實戰中，美國需要摧毀20%-25%的蘇聯人口和50%-75%的蘇聯工業能力，以對蘇聯實現“最終懲戒”。到70年代以后，為了避免蘇聯在核戰爭中生存下來并迅速恢復，美國進一步加大在持續核戰爭中摧毀蘇聯人口和工業能力的比例，并且為一場“持續數年的核打擊”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