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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經濟導刊》2016年第4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表。】

對輿論進行管理和調控，一直是現代社會治理中富有爭議的問題。大眾媒體在公眾輿論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強大影響力，輿論管控的核心任務是如何限制和規訓媒體權力、特別是商業媒體的權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領域，這是社會文化共識、公民教養等共和主義訴求與個人權利至上、自由競爭市場等民粹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從19世紀晚期開始，隨著新聞業成為一個成熟產業，新聞操作也樹立了自己的行業倫理和自律規范，完成了專業主義轉型，對媒體進行社會管理的爭議因此進一步復雜化。

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則有所不同。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歷史中，樹立現代國族意識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為新興民族國家發展傳媒事業的一項重要訴求。這帶來了兩方面影響：其一，政黨政治主導的媒體通常在大眾傳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對國際傳播力量不平衡的實際狀況，對媒體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權和輿論安全的考慮。

因此，文化多樣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治理大眾傳播的合法性來源，這充分展現了啟蒙思想內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場新聞業簡單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樣，也不能把對媒體輿論的管控簡單地冠以“專制”之名。認真地分析傳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歷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體行業社會調控方式的穩妥路徑。

具體到中國的現實，雖然“黨管媒體”的政治語匯并沒有被替換，但歷經近百年的歷史，在政治目標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的過程中，黨和媒體的關系也在不斷地調整。在媒體行業高度市場化的消費社會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這樣剛性的政治約束要求？這些傳播治理理念的緣起、發展和現實中面對的影響、挑戰，都是非常值得認真分析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理念中，“黨性原則”和“群眾路線”是兩個最常被提及，也是最為核心的概念。這兩項要求的統一，或許是新聞業“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宣傳工作是最為核心的任務，媒體傳播被要求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此時，黨的宣傳事業整體規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辦的報紙，目標和職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輿論的統合力基本算不上一個問題。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層、發動群眾、塑造共產主義理念中的革命主體，才是宣傳工作最重要、最明確的目的。在傳播實踐中，從事新聞工作的知識分子面向勞工、走向基層、服務大眾，與社會底層相結合，由此形成的“群眾路線”傳統是黨辦媒體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這段時期，《每周評論》、《新青年》、《共產黨》月刊、《勞動界》、《勞動音》、《勞動者》等刊物都開始大量關注勞工問題，他們不僅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傳播共產主義理念，而且展開與工人生存狀況和抵抗運動相關的調查，更可貴的是，這些媒體都開辟專欄讓工人發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農村，沿著同樣的方式，中國共產黨負責組織農民運動的機構主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農民報刊，宣傳農民革命的墻報、傳單、標語、漫畫等宣傳品更是到處可見。

《勞動界》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群眾路線”憑借組織工作的完善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編輯和記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層去采訪，還被要求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并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共產黨報刊普遍實行通訊員制度，數以萬計遍布基層的報紙通訊員為黨辦的這些新聞媒體提供了大量群眾新聞，打破了新聞職業的分工邊界，推動了新聞的大眾化。這種所謂“群眾辦報”的理念，“把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起來”，相比新聞專業主義，顯然更具有民主進步色彩。

除了延續“群眾路線”的傳統，延安時期還有很多重要的形勢變化，它們是媒體“黨性原則”得以樹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識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隊伍空前壯大，思想工作的復雜性非建黨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爭的外部環境讓統一思想、大局意識、紀律原則成為一種客觀需要。這些新的變化要求將作為“文化干部”的新聞工作者，從思想到行動緊緊納入到黨的紀律和黨的組織中。

在抗戰時期的解放區，一種以黨的組織系統為依托，并接受黨的領導的宣傳管理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共產黨的各級黨委一般都設有黨報委員會，統管一定范圍內的傳播活動。同級黨委的宣傳部負責人對黨報負直接領導責任，并要經常向上級有關部門匯報情況。當時報紙雜志必須送上級黨的宣傳部審查。新聞工作者“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及到黨的影響；要忠實于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息息相通；要與整個黨的集體呼吸相關”。這種以“黨性原則”為核心的宣傳管理體系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后，甚至在媒體市場化、職業化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要求新聞宣傳領域中不可動搖的政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