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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時”，就是指智庫對內建言與對外發聲的恰當時間點。一份好的內參，一定是最及時的那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了，決策層不需要；太晚了，許多人早已建言過了。同樣，智庫對社會發聲也是如此，需要在恰當的時機對社會公眾恰當地表達決策者需要的恰當內容。在這方面，智庫的敏感性、前瞻性、文字力都非常重要。

以2018年中國四大主場外交來說，4月博鰲論壇、6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9月中非合作論壇、11月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都需要智庫大量的政策建議與輿論引導，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兩個月上報，后者則需要在事件發生前后的一周左右。如果錯過這些最佳時間點，智庫對決策層、對社會的影響力都會大打折扣。

所謂“度”，就是指智庫研究“探密”的深度與廣度。在許多時候，智庫需要一頭扎下去，了解到決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質，還要以“腳底板精神”做學問，觸及決策者所不能親歷的事件現場。以“一帶一路”研究為例，該倡議提出六年來，¹⁰數以百萬計的研究報告、媒體評論與新聞報道，但多數都是淺嘗則止或泛泛而談，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一帶一路”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項目本身的調查研究。那些深入到所在國的調研報告，往往會產生最有說服力的決策咨詢效果。

所謂“效”，就是指智庫要有能讓受眾接受的敘述效果。無論是決策者，還是社會公眾，或者國際友人，都是智庫成果（包括內參、公開評論、國際演講等）的受眾。好的效果是檢驗智庫影響力的唯一指標。得到批示，未必就是好的內參；批示被執行，且促使政策執行效果良好，才算是好內參。不是在大眾傳媒上發表文章，就算是引導輿論；只有讓公眾內心接受且廣為傳播、并有助于政策推進，才能算是好的輿論引導，否則就是誤導與添亂。

不是能到國外去參加論壇或發表外文文章，就是好的公共外交；只有讓國際受眾覺得有道理，增加對中國的好感，才算是助力中國外交。

做到上佳的“時、度、效”是相當困難的。即便像基辛格那樣在國際舞臺與美國政界活躍六七十年的資深人士，也未必做到每件重大國際事件都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頂級的智庫學者，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最亮明珠。唯有孜孜以求，才能不斷成就優秀智庫學者的家國抱負。

目標太高，往往是功能分化的開始。近年來，不少新型智庫都有能力得批示、發評論、搞外宣，于是人們對這些方面便會出現“審美疲勞”與興奮感不足，現有的智庫“存量”便會出現不可避免的分流。一些“假智庫”會現原形、被淘汰或出現低質量發展的跡象，如“會庫”（以愛辦論壇、研討會為樂而掩飾本機構的思想貧瘠）、“私庫”（以“智庫”為名搞小圈子文化）、“呆庫”（出現低層次的研究重復、學人之間的自娛自樂）等出現。

近年來，我不只一次看到某獵頭公司、咨詢機構在自我宣傳時，都標榜自己是“著名智庫”。同樣，目前一些智庫由于經費壓力，開始商業運營，甚至權力尋租。

這是對“智庫”名稱的盜用、污名，與兩辦文件中明確標明的智庫“服務于黨和政府”、“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和“非營利”等三個較為嚴格和明確的屬性明顯不符。

我還看到一些“研究型藝人”和自稱“大師”的假智庫現象。他們有的裝出高冷和深不可測的樣子，對外半遮半掩地宣稱與某某高層很熟，為其高參云云；有的則以寫暢銷書、媒體曝光、公開演講為主要手段，語不驚人死不休，常以國家危機、某國陰謀等關鍵詞抓人眼球。這些假智庫現象是需要抵制的。⁸

與將“智庫”視為有利可圖的工具不同，一些優秀學術學者會選擇離開智庫管理崗位，重新回歸學術與書齋，或離開智庫界從事其他行業。從事智庫行業是一項快節奏的工作，遠不如學術研究更自如；智庫研究的待遇不算高，遠不如商業機構更誘人。

在“假智庫”受鄙視與淘汰，學術學者離開的背景下，一批“真”智庫會漸漸脫穎而出。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有大量為國效力、為民請命、出世情懷濃厚的知識分子。他們繼承了具有“學得文武藝，貨予帝王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士大夫傳統情結，很純粹地鉆研于現實與政策的解決方案，游走在各國論壇與公共平臺之上，⁹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雖然類似的優秀智庫學者不多，但卻凝結了“真”智庫的價值觀精華，也將帶動較長時期的“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智庫優化進程。

中國智庫業呼喚三場新革命

新型智庫“七年之癢”提醒所有智庫從業者、智庫服務對象（決策者、社會公眾）、智庫評介與研究者，需要長時段地思考新型智庫的發展與未來。新型智庫的建設，不是一兩年的事情，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而是與整體的國家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如果說中國崛起是一條具有“持久戰”性質的“新長征路”的話， 那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進程也是一條“新長征路”。

我過去曾撰文指出，決策部門應善待、善管、善用智庫， 而智庫學者本身的知識儲備、國際視野、外語能力、智商情商等等也急需改善。

這包括（但不限于）決策敏感性，即考驗智庫學者對決策進程的追蹤與感知度；社會調研力，即考驗智庫學者深入社會實踐并得出實踐問題解決方案的研究與洞察力；個人美譽度，即考驗智庫學者長期保持在決策層與社會輿論中的美譽度。對此，基于過去七年的觀察，當下的中國智庫業還需要三場新革命。

主體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選拔更多其他行業的人才進入智庫界工作。目前，中國智庫的從業人員過于依賴從高校學院出來的學術人才，這遠遠滿足不了智庫本應具有的對外傳播、政府關系、公共事務、國際交往等功能。據美國學者塔里?特洛（Teri Troy）統計，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新建智庫全職人員中學歷標準日益下降。1960年代之前建立的智庫當中，53%雇員擁有博士學位；1960－1980年代建立智庫當中，僅有23%擁有博士學位；而在1980年之后建立的智庫中，只有13%接受過最高學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