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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煽動“熱內戰”很難在美國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建立群眾基礎。美國人民生活整體安定，發起內戰意味著社會環境激烈動蕩，原有利益格局發生重大洗牌，美國將付出高昂的戰爭成本。

正如美國歷史影視導演亞歷克斯·扎克熱夫斯基（Alex Zakrzewski）指出，如今美國政治中的任何問題，無論多么根深蒂固，都不可能像1860年代美國南方試圖捍衛奴隸制那樣具有煽動性，讓美國人民愿意為之戰斗流血。蘭德公司總裁高級顧問布萊恩·詹金斯（Brian M. Jenkins）也稱，回顧美國內戰前后一連串的武裝叛亂、暴亂、罷工攻擊和對原住民、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屠殺，這些歷史記錄似乎表明美國對暴力有很高的容忍度，且不會分裂。

美國佐格比全國民調顯示，近半數的美國人認為未來會有內戰發生，但受訪者的信念建立于理性基礎之上，他們更深層次的心理是不希望美國民主走向衰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家麗蓮娜·梅森（Liliana Maison）2017年至2021年6月收集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出于政治原因使用暴力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美國人民可以選擇訴諸民主制度解決分歧與沖突的前提下，他們不會選擇訴諸暴力乃至戰爭。

從現實層面來看，美國爆發“熱內戰”暫時鮮有跡象，故部分美國人認為，關于內戰的公共討論更像是由主流媒體、民調機構及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有意設置的議題，以放大民眾的憤怒，吸引更多群體的注意力。對此，美國作家及文化評論家李·西格爾（Lee Siegel）的觀點較有概括性：認識論層面的危機與本體論層面的危機不是一回事，認為各種美國人生活在不同國度的觀點是“輿論氛圍”的產物。在美國當今世代，對“內戰”的援引，與其說是一種預測或警示，倒不如說這是一種蠱惑人心的策略，即以爭取團結的名義實行分裂。

政治評論家芬坦·奧圖（Fintan O’Toole）也說，盡管美國的政府制度的確難以通過和平方式改變，但承認美國以暴力方式解體的真實可能性和將這種可能性描述為不可回避是兩碼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研究員穆薩·加爾比（Musa al-Gharbi）稱，關乎數千萬美國人的內戰問題并不真實，它是政治化的民調設計和調查反應的產物，在此基礎上疊加了那些致力于將另一半選民描述為邪惡、無知、愚蠢、瘋狂、危險的專家學者的過度解釋。

而評估“美國內戰論”的未來，則應該從“熱內戰”與“冷內戰”兩個維度入手。雖然“熱內戰”一般需建立于某種“冷內戰”基礎之上，但“熱內戰”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內軍事戰爭，體現國家徹底的分崩離析、現行體系制度的完全瓦解重塑，而“冷內戰”更多體現著政治、社會、文化等的分化、極化所帶來的不穩定與動蕩。在冷、熱兩個維度上，我們可進一步通過兩個問題做出更加細致、理性的評估：當下將美國推向冷/熱“內戰”的因素是否曾在其歷史中出現過，又是否曾導致真的“內戰”？若出現過，這些因素在當下的美國又有何特別之處，又是否更加嚴重？

美國沸沸揚揚的內戰論植根于自身的多重裂痕，包括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兩黨裂痕、城鄉經濟成果分配不均的裂痕、美國人不同年齡群體的代際裂痕，以及最嚴重的、由種族問題引發的社會裂痕。美國黨際、城鄉、代際、州際、種族等維度的分歧與決裂在其歷史上經常出現，還曾以更加極端、血腥的方式呈現，除南北戰爭外還未曾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內戰”，當下美國內部的動蕩因素雖然展現出新的特征，但還未發生質變。從上述論述可知，“熱內戰”中短期內在美國幾乎沒有爆發的可能性，而“冷內戰”將作為美國社會政治文化基本狀態繼續存在，并波浪式起伏演進。

我們可通過對二戰后美國歷史中的三組事件進行簡要回顧，把當下對美國“內戰論”的討論放置于美國國家歷史之中，借古鑒今地探討美國“內戰論”的未來。

一是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判決后引發的部分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分歧與沖突。最高法此項判決認為白人、黑人學生不得在同一所學校就讀的種族隔離政策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各州必須中止此類政策，推行在學校的種族融合。美國各地，尤其是南部各州，受長期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因素影響，對最高法判決產生不滿，并直接反對抗爭。

例如1956年3月，101位美國國會議員針對最高法判決，發表《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反對種族融合政策，并支持、鼓勵各州進行抵抗。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學準備首次接收9位黑人學生，但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布斯（Orval Faubus）堅決反對執行最高法判決與聯邦政府政策，命令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持槍包圍學校，阻止黑人學生進入學校就讀。反對種族融合的白人種族至上示威者還來到學校恐嚇黑人學生，受到州長縱容。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接管州國民警衛隊，并派遣美國第101空降師，出兵干預“小石城危機”，跨越州長權力以保證黑人學生安全入學。

1963年，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反對聯邦政府政策，親自阻止兩名黑人學生進入阿拉巴馬大學入學，白人至上組織“三K黨”成員同時在周邊地區示威。肯尼迪總統隨后下令接管阿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迫使州長放棄自己的計劃，保證黑人學生順利入學。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的反種族隔離與民權運動中，此類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聯邦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針鋒相對的事件不在少數，流血沖突、大規模暴亂也時有出現，僅1964—1969年幾年間，全美超百余個城市都發生過各種規模騷亂，近160次，導致上百人死亡，超兩萬人被捕。

二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對越南戰爭的美國學生引發的校園沖突。60年代后期，因為不滿美國對越戰爭的發起與升級，美國各地反戰抗爭愈演愈烈，與當時空前活躍的學生運動、民權運動相互交織。1968年4月，反戰、反種族隔離的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起抗議，占領了校園中的5棟樓宇，并將哥倫比亞學院院長短暫地扣為人質。最終1000名警察進入校園，逮捕700余人，導致近150人受傷，但學生抗議中對學校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教務長也被迫辭職。此類事件在當時的美國大學校園中并不少見。

1969年，哈佛大學學生占領了學校的主樓，遭到逮捕，進而引發了學生持續8天的罷課。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學、馬賽諸塞大學等等，學校停課、學生占領教學樓等事件頻頻發生。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學生示威游行，反對總統尼克松轟炸柬埔寨的舉動，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向示威人群開槍，致4人死亡，9人受傷。“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事發后，全美450余萬大學生罷課，上百所學校關閉，學生進行非暴力及暴力示威表示抗議。

三是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洛杉磯警察毆打非裔美國人羅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一案所引發的一系列暴動，族裔之間發生暴力流血沖突，在幾天時間內造成63人死亡，超2千余人受傷，近5千家店鋪遭到嚴重破壞，縱火、謀殺、搶劫波及洛杉磯中南部，直接財產損失10億美元左右，上萬人被逮捕。萬余名國民警衛隊、美國陸軍及海軍陸戰隊士兵強行介入后事態才開始平息。

在上述三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從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運動到出現傷亡、打砸的城市騷亂、暴動，從學生抗議到種族糾紛，各類不穩定的政治、社會、文化事件在美國歷史上時有發生。我們當下所觀察到的美國近年種種“內戰論”相關社會事件，雖有新的形態演進，但也似乎并未超出固有范圍，有些在烈度上還不及過往的分裂與動蕩，所以依舊可以被視為美國現存傳統、制度、規則框架之下大體可控的內部紛爭。

以2024年1月得克薩斯州在邊境地區出動州國民警衛隊對抗聯邦政府及最高法判決為例，一些輿論認為此事件代表美國“內戰”一觸即發，但反觀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風波，事實上此次州政府試圖動用國民警衛隊以抵抗聯邦政府政策、最高法院判決的事件并非美國歷史中的個例。同時，聯邦政府壓倒州長接管州國民警衛隊的事情雖然相對少見，但也不缺歷史例證：二戰后，聯邦政府就曾經十余次“聯邦化”、征調平常由各州負責的國民警衛隊。事實上，聯邦政府接管州國民警衛隊有確切的法律依據，州長并無實權動用軍隊、民兵真正與聯邦政府抗衡，遠不足以構成“內戰”威脅。更多是州長出于政治與公眾輿論考量而調遣國民警衛隊，成為真正的內戰導火索缺少必要客觀條件。因此屬于現行制度、規則框架可應對的分歧。

自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來，每當兩黨采取諸如罷免總統、大規模修改被認為是違憲的聯邦法律等對立舉措時，或發生重大社會變動時，美國國內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關于內戰的討論。對于“內戰”的思索與追問已經深深地滲透進美國的文化土壤中。不同點在于，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產生的政治極化效應，與新媒體傳播產生了疊加效應，使得對第二次內戰的討論成為美國輿論關注的熱潮。

但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冷內戰”已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既定狀態，“熱內戰”在美國爆發的可能性暫時仍是比較低。“熱內戰”并不像某些政治學者所設想的那樣，當美國部分政治、經濟指標有所惡化就必然觸發。從現實層面來看，“熱內戰”至少需要具備強大號召力和顛覆力的政治人物籌謀、動員。反觀美國當今政壇，此類人物尚不突出，政客們偶有“內戰”言論，也更像是威脅與叫囂，國內的政治暴力行為依舊在現有傳統、制度、規則框架下受到嚴格管控與抑制。

短期內，“熱內戰”缺少客觀條件，但“冷內戰”這種既定狀態確實展現出新的特征。其一，美國政治極化、僵化更加嚴重，兩黨之間的相互仇視加深。民調數據顯示，過去20年里，有非常明確政治傾向的美國人數量翻倍，同時認為對方黨派威脅國家安康的美國人比例也在翻倍，意識形態分裂、僵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還有76%的美國人認為國內政治動蕩相比外部因素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危險。其二，社交媒體時代帶來的虛假信息、信息混亂及“信息繭房”效應越發嚴重，更多的信息來源渠道也讓更多的美國人只選取自己認同的媒體平臺，加劇政治極化。其三，民眾對選舉等政治制度公平性信心減弱，民調數據顯示，57%的美國白人認為2020年總統大選中出現舞弊，只有20%的美國人對選舉制度“非常有信心”，56%的美國人不認為選舉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這些新特征之下，“冷內戰”和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交織融合。

在考慮“冷內戰”可能繼續撕裂美國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冷內戰”可能帶來的隱性影響。一些歷史事件表明，長久持續的“冷內戰”或已成為美國建立于公民社會傳統之上的內部糾錯機制中重要一環。一方面講，在更優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種族隔離、越南戰爭等不正義的歷史選擇正是在“冷內戰”的輿論震蕩出清，得以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看，在可預見未來都將持續的“冷內戰”可能將美國引入軟實力持續衰落的漩渦中無力自拔。對于中國研究界而言，美國最新輿情變化是非常值得長期追蹤的重要話題，對中美戰略博弈也至關重要。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