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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標美國來衡量中國的發展成就和綜合國力，這在我們的學界和社會上都很流行。雖然在哪些方面或什么時候“超美”的問題上爭議很大，但很少有人質疑趕超美國目標本身。而問題恰恰就在這里：中國綜合國力超越了美國怎么樣，沒超越又怎樣？我們為什么總把“趕超美國”作為目標呢？

現在一提到“趕英超美”，人們往往想到的是“大躍進”時的教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沒明確提出過趕英超美這樣的計劃，現在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和“兩步走”戰略，著眼的也是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它們都不是“趕英超美”那樣的量化指標。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程不能陷入超美情結不能自拔，如果任何現代化都只能以西方最高標準來衡量，那不僅將是中國現代化的悲哀，也是人類現代化的悲哀。從人口規模上看，中國是“十億級”的現代化，并且正走出一條新型現代化之路。我們正在給人類現代化留下自己的定義，為什么還要用“億級”的美國現代化作為衡量標準呢？更何況，這個億級的美國現代化還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

更可笑的是，有人甚至用馬克思一個半世紀前描繪的社會主義或古巴模式、北歐模式，來衡量和質疑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成功的實踐，很大程度上，我們也在定義著社會主義。馬克思當年提出社會主義的時候，他也沒有見過社會主義，不知道它到底是何樣貌。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這個初級階段跟上世紀80年代的初級階段比起來已有很大變化。隨著新時代的藍圖進一步鋪開，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還會迎來更高水平發展。

美國盯著世界，而我們盯著美國；美國從后天看明天，而我們從昨天看明天。整天對標美國，不是中國該有的心理和做法。中國何時才能走出我們的近代情結和美國情結，何時才能更新我們處理中外關系或國際關系時的思維呢？

今天的中國面臨三重分化：分化的世界、分化的西方、分化的國家政治。這需要我們有新的思維。中國外交思維要更注重領域邏輯而不是大國邏輯，眼光要能兼顧國家間政治和領域政治，比如在互聯互通領域，新加坡、巴拿馬是關鍵小國；在金融領域，是城市而非國家在起連接點作用。我們要從結構性權力、體系性權力來看國家競爭力，而不是一直在過去的大國競爭量化指標中打轉。經濟總量、綜合國力這些概念依然重要，但它們根子上畢竟是一戰后總體戰、冷戰思維產物，在如今和平與發展時代不能再成為國家間比拼的唯一指標。國家競爭的主題、基調在變，不是誰撂倒誰、超越誰，而是要看誰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表明我們已經開始建立新型全球化標準，樹立新的全球治理觀。

新生產力、新生產關系競爭才是21世紀的主題。正如打敗尼康相機的不是索尼而是智能手機，打敗康師傅的不是統一方便面而是網店。中美不存在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國要警惕的是思維陷阱。中國由大到強的實質，是從應用到創新、從追趕到引領的方向轉變。世界有三大“原力”——美國代表的創新力、中國代表的應用力、歐洲代表的思想力。中國的國際戰略應是與美國合作創新，與歐洲合作創造思想，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比如數字領域中美“G2”超歐日，可持續發展領域中歐“G2”超美國。注意，這里的“超”是“超越”，而非“趕超”。

相應地，中國外交戰略要從“大棋局”向“大時局”轉變：理順時間邏輯而非空間博弈，成為我們面臨的挑戰。比如，印度是中國空間上的競爭者，但卻是時間上的伙伴。中印相處的邏輯是以時間規避空間，實現命運與共。而中日關系則相反，要設法走出時間邏輯——從甲午、抗戰思維中解放出來，著眼于空間布局，爭取日本。

老子教導我們：“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邏輯，也正生成新的思維，我們既不把眼光滯留在中國過去的成就上，更不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現在的成就為參照系。不以趕超美國為目標，意味著我們不是以美國為標準觀天下，而是以天下觀天下，在此基礎上摒棄那些源于海權與陸權相爭的博弈思維，轉而樹立陸海聯通、四海一家的理念。這是我們確立話語權自信，樹立新全球觀的應有之義。

（本文首發于1月26環球時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