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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年齡來看，68歲并不算小，盡管美國政壇如里根、哈里曼這樣在古稀之年迎來自己政治巔峰的大有人在，然而希拉里是第一位女性嘗試者，她的競選年齡在歷屆總統中排名第三。而按照一種直男式的解讀，女性在這樣的年紀，真心很柔弱。

二十五年前，當克林頓以46歲的年齡參選時，他是何等的“Energetic”（特朗普經常形容希拉里Not Energetic）。在一次政府預算被國會駁回的尷尬中，克林頓找到了國會里更為年輕氣盛的右翼代表紐特·金里奇，接下來的這場對話讓這位一向不把克林頓放在眼里的年輕人畢生難忘——

“你知道我是誰嗎？”“不知道。”“我是你小時候玩的那個大橡皮小丑，每次你一打它，它就會彈回來。”克林頓停頓了一會兒，又接著說，“這就是我，你打得我越狠，我彈回來得就越快！”

這真的是只有在年輕人的嘴里，才能夠聽到的話！在特朗普看來，或許一個總統就該有這樣的氣魄！

克林頓的第一個任期，整個國家的對外事務糟透了，特別是還出現了索馬里危機這樣的讓美國政府名譽掃地的事件，克林頓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不久的海地危機中，美國強大的軍隊被香蕉共和國雇來的一群烏合之眾所趕跑，克林頓政府再次顏面盡失。

在一次對俄羅斯的訪問中，美俄雙方的安全官員都獲得了可能會有暗殺活動的情報，然而克林頓堅持要完成訪問，他的理由是，“我絕不會像在海地一樣怯懦地離開。”

隨后不久，海地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克林頓終于在自己的對外事務上扳回一局。他的助手們發現，克林頓在面對那些最為嚴厲的攻擊時，其反應著實令人嘆服，在歷經個人的災難之后，克林頓會變得更加投入，竭盡全力向自己的目標靠近，在威脅面前近乎殘酷、無情、瘋狂。他們認為，這是克林頓最大的政治優勢。

而這一點，加注在25年后的妻子身上，實在是有些過重了，希拉里不可能再擁有這種負荷的能量儲備。即便沒有這次的摔倒事件，媒體也早就發現，希拉里難以在巡游演講中保持狀態的連貫性，如果中間沒有經過適當的休息，嗓子會啞得很明顯，咳嗽會顯著增多。

為打破謠言，希拉里在一檔電視脫口秀節目中，徒手擰開一個罐頭蓋，以證明自己有勁兒，健康沒有問題。

最為可悲的是，在特朗普的挑釁下，希拉里被迫采取了一種男性方式的競選風格。在希拉里的演講中，我們常常能夠感覺到她吊著嗓子站在男性的聲帶高度發出標準的美式演說的聲音，那些必須要一浪高過一浪的連續的排比句對她來說難度太大，很多場競選視頻里，都可以看到她十分吃力，在激昂處常常出現破音。

單從演講的角度講，她大可不必如此，特里莎·梅的議會質詢中，她從來都是按照自己的聲音和字頻習慣快速地完成演說。然而美國大選畢竟不同于英國議會質詢，它需要一種宏大的演說意識和雄厚的感召力，這都是需要極為充沛的體能儲備的。

據說，在競選初期，希拉里的團隊給她的人設其實是睿智祖母的形象，然而在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下，這位祖母的氣力被嚴重地消耗掉了。

事情永遠是這樣戲謔，她經過了極其審慎的深思熟慮，走出了參選的這一步，卻遭遇了生理意義上可能出現的最大挑戰。當一個滿負陽氣的男人站在你面前微微抬起下巴，一個女性所意欲保持的剛愎節制是那樣的脆弱，出手抵抗又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相同點——精英欲望與個體自卑

那種認為美國近三十年的政壇將連續為布什家族和克林頓家族交替統治的說法是極其失當的，布什家族由于部分地繼承了里根總統的精英團隊和“康乾盛世”，可以勉強算作存在一種家族式的影響力。

然而克林頓夫婦沒有家族。這個家庭成立之時，兩個人幾近身無分文，甚至沒有自己的住房，直到后來希拉里參加參議院競選時，才不得不根據參選要求在紐約購買了屬于自己的居所，而這筆費用還需要依賴籌資人的資助。

這個家庭成立以后，他們也不過只有一個孩子。去看看布什、羅姆尼那樣的一張相框很難裝下的大家庭的合影，你就會知道克林頓夫婦是何等的逆襲，能夠走到今天又是有多么不易。

他們所仰賴的是一種源自骨子里的精英意識。這種意識的血脈從肯尼迪兄弟、邦迪兄弟到克林頓夫婦，是民主黨區分于共和黨的重要品質之一。

同所有政壇年輕的出類拔萃之輩一樣，克林頓是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在美國，這個獎學金可以定論終身，完美地解釋一個優秀的人的一切。而希拉里在高中時進入了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競賽的決賽，是第一個在威爾斯利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的學生，并且在工作后兩次當選全美百名杰出律師。

克林頓是天生的政治家，對自己的能力充滿自信，從不懷疑。在民主黨蟄伏的多年間，他一直在估價他的潛在對手的實力，并且一再得出結論，盡管沒有足夠的金錢和資歷，然而自己的政治技能和才華要顯著強于他們。

1991年的夏秋，老布什身攜冷戰和海灣戰爭勝利的巨大光芒，支持率一度高至90%。民主黨內所有稍有名頭的競選者全部退卻了。只有克林頓敏感的捕捉到，長期的冷戰對峙嚴重壓抑了美國經濟的生長力，美國民眾已經對戰后的新圖景出現了巨大的期盼，而布什總統對于國內事務過于忽視，這將有可能讓他付出丘吉爾式的代價。（二戰期間丘吉爾挽救了整個英國，卻在戰爭尚未結束時被選舉下臺，由被視為更善于經濟治理的艾德禮取代首相，該事件被譽為選舉政治中的“丘吉爾現象”。）

最終，他使這一切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