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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槿惠心有不甘

四次拒絕針對其個人事務的調查，三次發表致歉講話，但堅決不主動辭職。在最后一次致歉中，樸槿惠明確地暗示到，辭職不是結束這一切的終極辦法，韓國的法律和制度不應向街頭政治屈服，她愿意接受憲法程序賦予的自然離任過程中的一切屈辱，也便愿意守望歷經這一過程可能帶來的政治生還。

這其中必然有復雜的個人權宜算計，有虔誠的政黨利益考量，但寧愿背負咒罵，也要做出這一決定的最終緣由或許還是需要回溯至文章開頭提到的“國家理由”。

換句話說，從重回青瓦臺，重新步入政治生活的那一天起，整個韓國的選民都明確的感覺到，這名君主是頗有大想法的。

樸槿惠本人是堅定的“國家至上”主義的信奉者，威權主義和總統制的結合給東亞國家帶來了民主災難，也帶來了改革利刃。

從父親親手締造的漢江奇跡中，她認識到了強勢的政府效力能夠促進國家的強大和快速發展，即便這樣的進程伴隨著強人政治的不公與政治手段的污穢，即便舉目充耳都是對于獨裁和強權的道德批判。

自執政以來，樸槿惠任期主抓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這是父親在血液里留給她的，也是當下韓國發展的首要制約；一個是中美平衡外交，而這是需要足夠勇氣的。

在她看來，韓國在過去的時間里，只找到了半島和平穩定的一半鑰匙，美國提供的保護傘保護了表象，無法保護根本；保護了此刻，沒有保護未來；保護了半島的南部，沒有保護整個半島。

樸槿惠和奧巴馬在今年3月華盛頓舉行的核安全峰會上握手（Yonhap)

這樣的意義下，需要革命性的中韓親近，需要中國對朝關系擁有實質性冷處理的意愿和能力，需要在將來某個即將出現轉機的時候，或者在美國的牽頭下強迫朝鮮屈服，或者在中國的牽頭下實現雙方和解。

總之，在那個最為關鍵的歷史節點，中國對朝鮮的一波嚴肅而堅定的壓制是決定性的。

樸槿惠為自己的兩項歷史使命立下了全部政治賭注。在前三年的踐行中，她取得了自己期待的政府效力，一切朝著既定的方向小心邁進。在穩定的民意支持率下，樸槿惠的前行動能進一步擴大，最終進階為一場豪賭性質的政治革命——修憲連任。

這是韓國政壇詬病已久的問題?？偨y單任期制完全相異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習常運作，帶來了極差的政策連續性。由于有效的政治時間極其短暫，使得每一任總統都難以徹底擺脫家族政治和尋租集團的瘋狂進攻，即便是以反腐為自身終極合法性的金泳三和盧武鉉都無法逃過，造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總統離任悲劇，極大影響了政治精英向上競逐的動力和欲望。

這件事情或許只有在樸槿惠的任期才敢為之，只有身承巨大而不幸的家族舊事、保持絕對的孑然一身才可勉力證明其動機是基于“國家理由”，而非一己私利。樸槿惠勇敢地邁出了這一步。

然而今年以來，伴隨著朝鮮屢次核試驗的挑釁，那些偉大繁盛的政治帛畫轉眼凋零。韓國在短時間內再次急轉彎回到美國的佑庇，很多支柱性企業也遭遇了巨大的發展災難。過去的一年時間里，樸槿惠接連遭遇不幸，步步行之艱辛。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現了最后的致命一擊。

樸槿惠負隅頑抗

作為古典政治世界最富爭議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最為重要的貢獻就是把政治從道德的束縛中剝離出來，他滿懷天真地告訴君主，命運是惡毒的，深刻而復雜的政治美德肩負著逼退命運的任務，在別無他法時，也必須惡毒——那個臭名昭著的信條，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這段時間里，樸槿惠用盡了道德以外的政治邏輯。她按照韓國政治的習常做法，將責任推卸給秘書、內閣成員，直至常年在韓國政治生態扮演背鍋角色的總理；她嘗試著通過有效的外交博取支持，分散民眾注意力；她努力使得民眾在這一問題上能夠從長計議，青瓦臺在反問是不是以后百萬人的集會總統都要就范，新國家黨在質疑在野黨的居心和替代方案。

這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核心要義之一，“網羅黨羽排除異己，設置職權相互牽制。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她知道，在野黨在如此囂張的氣焰下，對于該黨執政的支持率其實也沒有多高；她記得，盧武鉉總統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是如何頂住了壓力，并最終使得在野黨遭到反戈一擊；她明白，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在任總統被成功彈劾的先例，憲法規定的程序走下來幾乎注定無解；最后，她深深地厭惡那種再次被驅逐出青瓦臺的質感，那是個人道德的更高侮辱，是對父親的極大不敬，是整個家族的終極否定。

在這樣的意義下，樸槿惠將繼續低調、安靜、屈辱地守望，她堅信只要不辭職，過去的一切意欲遮蓋之事都可以被永久掩蓋，她堅信拖延或許可以帶來希望，她堅信選民甚至可能被再次教化。

她視民主的火種與東亞濃厚的家族制文化生態的結合為災難，她堅信以國家的名義，馬基雅維利式的狡黠是必要的，自己至少可以，也應該等候到政治宣判而非道德宣判的那一歷史時刻。

在政治壓力面前，她的多位前輩選擇了個人名節，做出政治讓步，甚至有盧武鉉這種不惜以跳崖來完成道德救贖的做法。

然而樸槿惠選擇了隱忍，在日前有激進的民眾燒了父親祖屋的巨大恥辱與悲痛面前仍然選擇隱忍。她的最后一次致歉深刻地表明，彈劾成功也不會辭職，她對于國務的抱負遠遠高于政務，她將繼續篤信于“國家理由”，在偉大的政治夢想面前，這份驅之不去、骯臟污穢的個人道德甘愿面對巨大的責難、非議與玷污。

在德國著名史家邁內克看來，“必須鞭打和損傷命運，勇敢和殘忍總會更接近成功”。在他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里，“承擔國家利益與個人道德之間的全部沖突，從而做出一種悲劇式的犧牲，這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思想主線”。

樸槿惠選擇了道德犧牲，部分出于對個體和政黨利益馬基雅維利式的算計，部分出于對政治和國家的堅守和信奉，出于一種關乎偉大夢想的執著和期盼，其結局可能峰回路轉、也可能極其悲慘。但不管怎樣，畢竟意難平。

最后一次致歉中，樸槿惠談及了自己目前的狀態，她說她已經放下一切，又說自己常常難以入睡。她放下的是纏繞在身的道德束縛，讓她難以入睡的是紛繁糾結的君主義務。

在政治世界的復雜景深里，犯了錯的領袖，注定要深陷民主的泥淖，這份偉大的政治夢想，歷經三分之一個世紀的跌宕，命途流戲、兜兜轉轉，從不同的歷史里走出，手中卻總是捧著同樣的苦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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