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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建立在經濟互補性基礎上的雙邊關系本來不應該出太大的問題。但話說回來，中國同澳大利亞之間并非一段“尋常”的雙邊關系。因為它被名為美國的幽靈所籠罩，與其說是雙邊，更像是三邊關系。

所以，當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澳大利亞之際，澳方期待雙邊貿易關系能夠完全回歸正軌。預計在不遠的將來，葡萄酒與龍蝦貿易都有望實現“正常化”，還包括解除對最后一批屠宰場的禁令以恢復牛肉出口。中國香港倉庫中那成堆的集裝箱里存放的澳大利亞葡萄酒，都在等待著信號。

貿易關系應該是開放且穩定的，幾乎沒有什么理由能推翻這句話。開放的貿易充分促進了澳大利亞的國家經濟利益；而中國多年來始終是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澳大利亞擁有如此多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資源，以至于長期保持著對華貿易順差。事實上，盡管近年來出現外交關系緊張，但中澳之間的貿易總值并未受到根本阻礙，2023年的雙邊貿易額已經再創新高。

幾年前興起的關于“友岸外包”與“供應鏈脫鉤”等言論已經有所降溫，這部分是因為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在2021年至2022年間調研了本國供應鏈面臨的脆弱性與斷鏈風險。該機構的分析結論是，從開放的貿易體制轉向由地緣政治因素決定優先安排的貿易體制，并不能服務澳大利亞的經濟利益。澳大利亞在涉及中國的供應鏈中幾乎沒有什么薄弱環節。澳大利亞從開放的貿易體系中獲益匪淺。學者詹姆斯·勞倫森（James Laurenceson）與希羅·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認為，這是“正確的政策教訓”。

為了迎合國內受眾，政治與政策研究界的建制派人士需要強調他們如何為所謂的澳大利亞價值發聲，向中方闡述分歧及不同意見。他們把所謂的“人權”議題當做某種榮譽的勛章，仿佛談論這些議題就某種程度上占據了“價值觀”高地。因此，雖然澳方無疑將在會談中提及這樣或那樣的“人權問題”，但我們也可以肯定，王毅外長一行會顯得足夠具有外交風度，不至于提及澳大利亞在加沙問題上的作為（向以色列供應軍用零部件，助長其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并暫停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提供資金），甚至表達對澳大利亞原住民駭人聽聞的處境的擔憂，但愿如此吧。

于是，那些聲稱有義務強調雙方分歧、“捍衛澳大利亞價值觀”之類的輿論也就掀不起多少波浪了。

然而，實現貿易正常化并不能回避澳大利亞面臨的更深層戰略困境：即該國的總體外交政策取向與具體的區域防務、安全決策是（a）圍繞扮演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的角色；(b)作為重振澳大利亞更大獨立性的努力的一部分。

正如克林頓·費爾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提出，作為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澳大利亞將從協助維護并恢復美國在亞洲的首要地位出發，定義自身的利益。以承諾投資3680億美元買來一支核潛艇艦隊為代表的奧庫斯協議（AUKUS），其主要目的是滿足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需求。這樣一支艦隊能為澳大利亞的防務做出多少貢獻是次要的，也是備受爭議的問題。休·懷特（Hugh White）與薩姆·羅赫芬（Sam Roggeveen）的反駁聲音便是例證。

2023年3月，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蘇納克公布為澳大利亞配備核潛艇的計劃 圖源：視覺中國

澳大利亞同中國的關系不僅僅是一個雙邊交易性質的議題，雖然外交緩和的氛圍與場面也不應該被完全忽視。相反，從根本上講，這關系到澳大利亞如何平衡其作為一個白人移民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地理現實環境；如何理解亞太地區的變革動力，以及美國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的地位。

基于以上背景，維持一條次帝國主義政策路線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合理性與可持續性？什么樣的客觀條件將最終影響這種取向與其在中長期的可行性？澳大利亞的政策研究界能否為一種顯著擴大本國獨立性的政策立場開創或發掘空間，就算這將不符合某些人對實現真正的“中等強國”能力的宏大愿景？

美國的外交政策理念一貫主張其安全利益與義務是全球性的。華盛頓的官方觀點依然堅持，美國在每一個半球的地區都擁有正當利益。可以說，美國在亞洲居于首要地位是過去30年來地區格局的主要特征，但如今卻面臨質疑。這種無處不在的愿景正承受壓力。美國的資源捉襟見肘，在烏克蘭和加沙地帶的需求既傷害了美國的信譽，也消耗了其軍事物資。美國的軍工體系缺少足夠的資源來滿足那些戰區的需求，武器彈藥庫存正在消耗殆盡。就算我們依然承認美國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大國，美國在西亞地區無可質疑的軍事優勢也已經是過去式。這導致一部分人，比如前特朗普政府顧問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質疑美國繼續維持全球霸權是否現實，并提出應該優先關注亞洲而不是烏克蘭。

一個奉行次級帝國主義路線的澳大利亞始終是美國在亞洲首要地位的受益者。然而，很少有人會質疑，這種首要地位如今正慢慢被淡化，或者已經成為過去。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在2022年大選前曾提到加強亞洲區域多極化趨勢的可能性，并在大選后開始談論“戰略平衡”。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依然圍繞維持或重振美國首要地位的目標來做國防規劃。澳大利亞知名防務分析人士休·懷特質疑這種自相矛盾還能持續多久，他問道：“黃女士關于一個多極區域秩序的主張如何與她的政府無條件支持美國在亞洲政策的立場相調和？”對懷特來說，答案顯而易見，二者不可能調和。

這些不一致是澳大利亞國家政策制定過程的核心特點，反映了一個正在發生實質改變的世界，與一個依然陷在上個時代的世界、由機構做出的政策回應之間的矛盾。澳大利亞面臨的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內緩解。奧庫斯核潛艇的困局正如俗話所說，是“礦井中的金絲雀”。